共产国际代表马林☆2021年2期☆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883年出生于鹿特丹。他在荷兰的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于1902年加入了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向爪哇的工人和荷兰的军队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1920年，他作为印尼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他在会上呼吁共产国际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给予实际的支持，会后，列宁亲自委派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了解情况，并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马林 早在1920年春，苏俄已派魏金斯基以学者掩护身份来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联系，几个城市已建立了分散小组性质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北京后，通过魏金斯基的关系找到李大钊，提议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马上得到了赞同。李大钊因事难以脱身，便派张国焘陪马林赴沪。1921年6月3日，马林化名安德莱森，乘船来到上海，与同月到达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俄国人尼柯尔斯基取得了联系。马林的公开身份是记者，先是住进了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不久搬到公共租界麦根路(现淮安路32号)后又迁到汇山路(现霍山路6号)。
马林晚年回忆到达上海时的情景说，由于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在上海需要从头做起”。不过，远东书记处给其在上海的工作同伴尼柯尔斯基的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出席中共的大会，并对其进行指导。因此，马林就与尼柯尔斯基共同按照这个方针督促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核心召集大会。当时陈独秀主持的上海组织负责联系各地，他们到那里时陈已去广州任职，马林便与李达、李汉俊等接上关系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李达回忆说：“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柯尔斯基)两人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张国焘回忆说，“二李”性格都太为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马林却偏偏也是这种人。于是三人经常发生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点还吵了起来。他决心趁机也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他来到南京路上的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上与马林会面。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马林，“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当时租界当局已经得到国际情报获悉马林已抵上海活动，马林不敢拖延时间，因此曾经有过一大“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的计划，这使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能够出席。7月暑假来临师生放假，前来开会的大部分代表住在今太仓路博文女校。1921年7月23日，马林与尼柯尔斯基两人出席了今兴业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重要报告，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当马林讲到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时，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马林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一直讲到子夜。据包惠僧回忆：“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的蜡像群 30日，会议进行中，忽有一陌生人闯进会场，马林立刻建议大家闭会分散离开。代表们疏散不过十几分钟，法国巡捕便包围了会场进行搜查。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次日，会议改到嘉兴南湖举行，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因为目标太大,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当时马林强调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建立工人运动的中央领导机构,于是南湖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陈独秀当选为书记。
“一大”结束后，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作为国际代表也经常协助。此时，马林力劝中共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出于自尊开始不愿接受，但不久被捕，靠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打通关系才得到释放，于是陈独秀感到外援十分重要，同意参加共产国际。1922年7月，中共二大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正式确立。
马林根据在爪哇的经验，认为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应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并使自身获得大发展。为了抵制和反对列强侵略东方各国的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决定于1922年2月召开东方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马林负责邀请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代表参加，他除建议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外，还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系，也请他们派代表出席。1921年12月，马林赴桂林会见孙中山，建议国民党联合民众，并建立军官学校。1922年马林回到上海，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进行革命活动。7月。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但不放弃自己的独立。共产国际接受了他的建议，要求他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这项工作。8月，中共中央在结束了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部分委员赶到杭州西湖举行了中央委员会议，基本上确立了联合国民党的政策。
西湖会议上的李大钊(右二)、陈独秀(右三)、马林(右四) 同月，马林在上海再次与孙中山会谈，向孙中山讲述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由此，孙中山决定了联俄政策，决定改组国民党，不久，陈独秀等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国民党。9月4日，孙中山召集由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要员会议，通过了国民党的改组计划。马林曾一度与会，后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苏联政府决定派越飞作为外交代表，与马林一同来到上海，于是，马林到上海，越飞到北京，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在此期间，马林非常关心工人运动，他在共产党的刊物《向导》上，化名孙铎撰写文章全面介绍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指出“劳动者已在中国社会上成为一种新势力，在将来一定会站于极重要的地位。”他曾赴北方开展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时，他不顾面孔容易暴露的危险，在中共党员陪同下深入肮脏黑暗的矿区井下，同工人谈话并进行动员。
1923年1月，共产国际决定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第三把手。他于同年5月又到广州于孙中山进行会谈，在他的帮助下，改组后的国民党多次派人出访苏联。该年，他曾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隐居上海。同年8月，他在上海会见蒋介石，商定由蒋代孙赴苏访问事宜。
1924年，马林返回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产生观点分歧，便辞职回到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活动，曾在码头工会担任秘书，仍关心中国的工人运动，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1927年他脱离荷兰共产党，此后，他曾倾向于托派，并建立过一个托派组织。但1938年他拒绝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马林又奋不顾身地投入于地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一份秘密报纸《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的占领。1942年，荷兰地下抵抗组织受破坏，4月他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并杀害于集中营。(散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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