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2018年1期☆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分别派谭平山、邵力子出席。谭于1920年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共党内历任中央局委员、中央驻粤委员、广东区委书记等要职。国民党改组后，他出席国民党“一大”，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1925年被中共中央局任命为驻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邵是老同盟会会员，长期主持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参加中国国民党，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5年到广州，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要求邵力子退出共产党，邵不愿。当时，蒋介石正在考虑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国革命总计划、北伐准备等问题，曾召见邵力子，讨论“统一与集中”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不久，邵力于被蒋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北伐开始后，蒋命邵作为国民党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到上海时，中共中央召开欢送会，要邵以纯粹国民党员的身份赴苏，邵因而退出中共。
邵力子到达莫斯科后，先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捉出“书面报告”及“补充报告”各一份，并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作过两次演讲。此外，还曾会见斯大林。在“书面报告”中，邵力于声称：“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同志(他是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派我到莫斯科这里来，为的是取得共产国际对于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指导。”检阅俄罗斯新近公布的档案及相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邵力子所说并非虚言。对于这些“重要的问题”，蒋介石极为重视，曾准备撇开北伐军务，亲到莫斯科谈判。
1925年9月，胡汉民奉命访苏。次年初，国民党进一步左倾。2月13日，胡受命作为国民党代表致函设在莫斯科的共产旧际，声称中国国民党力求由国民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同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开幕，胡汉民致词，热烈赞扬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和总司令部，声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孙中山的学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根本问题上一致，政权应由工农掌握。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只承认国民党是“同情党”。18日，联共(布)政治局会议讨论胡汉民代表国民党所提出的要求，作出了否定的决议。几天后，共产国际主席团复函国民党中央，措辞委婉地表示：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直接盟友．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但是，“目前的时机不适合”，那样做，“只会促使帝国主义竭力动员反革命力量”，“建立反华统一战线”，“给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造成困难”。函件表示，如果国民党中央坚持，可以将这一问题提交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讨论。
同年9月，邵力子到达莫斯科后，即会见共产国际领导人，递交“书面报告”，代表蒋介石向共产国际提出希望，其中之一是：国民党应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国共两党代表会议上邀请共产国际的代表作为会议的顾问参加。蒋应许，国民党将经常地向共产国际派去自己的代表，或者为了保持联系派驻共产国际常任代表；请共产国际派更多的人员来中国。事后，邵力子曾将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见面及会谈的情况电告蒋介石。11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举行开幕式，邵力子代表中国国民党致词。他热烈赞扬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它团结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人民，领导着他们为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剥削而进行斗争。”邵在叙述了在孙中山领导下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历史后声称：“国民党必将取得成就，这是因为它正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就可以指望得到共产国际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全面支持。”
三天后，邵力子趁热打铁，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声称尽管国昆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时机尚来到来，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和同志们“不能满足于得到革命者纯道义上的同情”，“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产国际的领导”。信件强调：“国民党从来设有忘记工农的利益，从来没有同反革命派实行妥协”；同时声称，北伐之后，被压迫群众的权力已在增长。信件建议：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互派代表。共产国际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应当在所有党的事务和革命策略问题上给党以忠告和指导。国民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应当参加国际革命的工作。当年2月，国民党通过胡汉民提出的要求被拒，前事不远，邵力子不得不降低要求，后退一步。
据邵力子回忆，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邵当时反驳说：“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但蒋坚持己见。后来在会见斯大林时，邵只说了前半句：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
北伐开始时，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大军阀集团在中国北方和东南地区鼎足而立。奉系为了扩张实力，消灭吴佩孚集团，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取联络姿势。吴佩孚和孙传芳遭到北伐军重创后，奉系一派独大。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双方一面军事对抗，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谈判，但始终未能谈拢。1928年4月，蒋介石发动二次北伐，奉系在军事上受到沉重打击，又受到济南惨案影响，激于民族大义，与南京国民政府重开和谈，终于在重重复杂因素影响下，达成协议，退往关外。
奉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谈判始于1926年8月间杨丙和蒋作宾的先后使奉。当时，奉蒋之间有着消灭吴佩孚集团的共同目的，谈判中，双方虽有利益冲突，但大体和谐。同年11月，孙传芳投靠张作霖，山东军阀张宗昌则企图借援孙的名义南下，因此，奉系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但是，双方仍须合力反对吴佩孚，谈判不得不断续进行。
1927年初，奉系观察到蒋介石和中共以及苏联顾问之间存在着矛盾，便想借此分化国民革命阵营。张作霖密电蒋介石称：“赤俄党人，亟宜驱逐，共产分子只许其存在，不许其发展。如能容纳斯意，则南北可以停战，协商和平统一办法。”同月7日，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发表谈话，将张作霖在密电中提出的条件公之于世，声称只要南方改变其“赤化”与“联俄”两项政策，便可达成妥协。他说：“奉方所反对者，不过为其赤化政策，与俄人干涉内政两事耳!如南方幡然弃此二事，而允纳吾人意见，则妥协固可能也。”当时，蒋介石与鲍罗廷的矛盾已初步显露，杨宇霆估计蒋有可能改变，声称“现时蒋介石一派，与俄人在相互利用之中，在或〔某〕时期以后，想蒋介石亦能自弃上述政策也”。
杨宇霆谈话后，国民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发晨。3月16日，奉军参谋长于国翰发表谈话称：“奉方对于南北妥协，并无绝对赞否之意。只要党军果能驱逐共产分子，不再依赖俄人解决中国之争，来始不可与之协力，以谋中国之发展。否则奉方纵至仅留一兵一卒，亦必与之周旋。”这一段话与前引杨宇霆所述基本一致，但对蒋介石的反共要求更高。
这一时期，盛传蒋介石派魏邦干到北京洽商，在北方的王宠惠、郑洪年南下，均无确据。但是，3月中旬，确有人自南昌到北京和奉系当局接触。此人当月初曾在南昌和蒋介石晤谈，劝其以稳健谋进步，可完全学土耳其革命成功者之基马耳氏”，蒋表示同意，嘱咐此人到北京调查奉系“对于国事前途之真正态度”。这则消息透露出，蒋介石也在试图摸清奉系的底牌。
四一二政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组合，奉系提出的条件已不成问题。在此情况下，奉系通过喊话，肯定蒋介石的转向，要求他进一步表明诚意。5月2日，杨宇霆在沈阳发表谈话称：“中国非资本主义国，三民主义之精神，虽在安国军方面，亦非所反对。蒋介石最近之倾向与安国军之主义主张一致之意味，殊深其感。惟历史的国民革命军与安国军归于一致，或为至难，然吾人以完成共通理想之意味，名称如何，姑作别论；”接着，又陆续发表谈话，声称：“就历史上言之，奉军与南军虽极相反，而两者均为爱国之政党，则为不能否认之事实。”杨宇霆表示不反对“三民主义”，承认国民党是“爱国之政党”，表明奉系在努力向国民党人示好。
在历史上，奉系和国民党之间确实有一段关系不错。1922年，孙中山曾派伍朝枢到沈阳，约定双方会师武汉，以后又曾共同组成粤、皖、奉三角同盟，反对直系。5月15日，《晨报》发表《奉方要人谈话》，追叙旧情，强调要看蒋介石的“真正态度”。谈话称：“关于南北妥协问题，雨帅(指张作霖――笔者)对于国民党素无恶感，其前此曾与孙中山合作，从可证明，惟深恶赤化之祸国耳。妥协问题，只看蒋介石之真正态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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