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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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西曼（1895年6月15日－1949年7月10日），又名百祿，男，湖南長沙人。中國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左翼人士，中華民國政治人物、社會活動家、俄語語文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者，《民主與科學》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中國近代俄羅斯學的奠基人。[1][2]
生平
從中國到俄國
1895年6月15日，張西曼生於湖南長沙。1908年，經宋教仁、譚人鳳介紹，張西曼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入京師大學堂學習。由於清廷加緊防範革命黨人的活動，故1911年，張西曼避至俄羅斯帝國的海參崴，進入俄羅斯帝國的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後來改為東方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在此，張西曼與俄國革命黨人進行了接觸，萌發了中俄革命互助的想法。[3][1]
1911年武昌起義後，張西曼的兄長張仲鈞專門自東三省來到海參崴，告訴張西曼：「黃克強、宋遁初、陳英士等大批同志在號召全國各地大興義師，即將在南方成立革命政府，積極準備北伐，可是北伐一事，騎兵不能偏廢，應設法由東三省秘密招募騎兵南下，以便編練勁旅……」1911年12月初，張西曼獨自上山，與距離海參崴大約一、二百里的山中的「馬賊」首領劉彈子（劉玉雙）取得了聯繫，經多次商談，說服劉彈子率部南下援助北伐，被編為北伐騎兵團。[1]
1912年，張西曼赴俄國聖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考察。[1]1914年，張西曼經外蒙古歸國。1917年，正在哈爾濱濱江道尹公署工作的張西曼，與鄧潔民、鄧西園、霍佔一等人創辦「東華學校」（現哈爾濱第三中學），並在該校任教，秘密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周恩來曾一度幫助籌建該校，張太雷、馬駿等人曾在該校從事革命活動。該校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東北建黨的據點以及中國革命者赴蘇俄學習考察途中的中轉站。[2][4][5]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1918年，張西曼返回俄國海參崴，搜集俄國十月革命的相關著作及宣傳品，並開始翻譯列寧起草的《俄國共產黨黨綱》，採用筆名「希曼」將其譯為中文，廣為散發。同時，張西曼還致函孫中山、蔡元培等人，建議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進行中俄互助，以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避免以往僅利用新軍及會黨的不足。[2]
1919年1月，俄共（布）中央等九個組織號召於1919年3月召開國際會議（即1919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6]1919年，張西曼為此自海參崴經大連至上海，會見孫中山。張西曼建議孫中山：「以社會主義的內容改造中國革命的政黨，效法俄國共產黨建立廣大民眾基礎、民主集權制和嚴明的紀律；同時響應國際會議的號召，派遣富有時代政治學養的代表參加，共同策進消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偉大業績。」但孫中山有顧慮，故沒有派代表出席此次會議，然而答應對張西曼的建議將「詳加考慮」。張西曼乃返回俄國。此後至1922年，張西曼又曾先後兩次見過孫中山，為促成日後孫中山最終決定聯俄容共作出了一定貢獻。[3][4]
從北京到武漢
1919年7月，張西曼從蘇維埃俄國搜集俄國十月革命資料後回到北京，應邀到北京大學圖書部編目課擔任編目員（圖書部主任為李大釗）。[2]1919年，北京大學俄文學系成立，成為北京大學最早設立的14個教學系之一，張西曼參與了該系的籌建並在此任教。[7]此外，張西曼還擔任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專修館的俄文教員。1920年，張西曼翻譯的《俄國共產黨黨綱》中譯本出版。[2][4][8]
1919年下半年，張西曼在北京組織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該會的參加者有各地知識分子一百幾十人。李守常（大釗）、陳獨秀、張申府、郭夢良、徐六幾、陳顧遠、朱謙之、費覺天、易家鉞（君左）、孟壽椿、范體仁、易克嶷、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張國燾、瞿秋白、施復亮（存統）、周佛海等人先後參加該會。該會初期開會地點不固定，後多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內開會。該會在天津、上海、長沙、漢口、廣州、日本東京等地設分會。後來該會成員發生分化：郭夢良、徐六幾等人組織「基爾特社會主義研究會」，陳顧遠等人組織「工團社會主義研究會」，朱謙元等人組織「無政府主義研究會」，李大釗1920年3月在北京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毛澤東、周恩來、王盡美、惲代英等人則分別在長沙、天津、濟南、武漢等地成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1][2][5]
1920年，張西曼撰寫的《俄國詩豪朴思硜傳》發表在《少年中國》雜誌上。[9]這是中國最早評介普希金生平的專門文章。[10]1921年4月，張西曼在致胡適的信中稱，「我是有志研究俄羅斯文學的一人，且常以中俄文化的『相互溝通』自任。」[11]
1921年，張西曼與北京大學俄文教員柏烈偉合編出版《俄文文法》一書。1921年10月，張西曼與熊希齡、李大釗等人創辦 「俄國災荒賑濟會」，徐世昌、黎元洪擔任名譽會長，熊希齡任會長，李大釗任文書股副主任，張西曼任總務股副主任。張西曼還在「俄國災荒賑濟會」上為來到北京的蘇俄全權代表越飛與會長熊希齡之間擔任翻譯。1922年1月，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將張西曼翻譯的《俄國共產黨黨綱》作為「康民尼斯特叢書第二種」印行了初版（康民尼斯特為「共產主義」的漢語音譯），由廣州的人民出版社印行。根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的報告，該書初版發行3000冊，譯者採用筆名「希曼」。[1][2][12][13]
1922年廣東陳炯明發動六一六事變後，張西曼赴上海再度會見了孫中山，建議孫中山聯合蘇俄，學習俄共（布）的經驗，改造中國國民黨。[4]
1922年至1924年，張西曼兼任馮玉祥學兵團中的吉合、何基灃、邊章武所在連的俄文教員。[6]1923年至1925年，張西曼在北京創辦了中國大學、民國大學、北方交通大學等多所學校的俄文班，並任教員。[2][6]
1925年，張西曼在北京創辦中俄大學（張作霖的奉軍入關後，該校被解散，併入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6]1926年1月17日，張西曼在北京參加社會各界紀念黃愛、龐人銓大會。1926年，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印行了《俄國共產黨黨綱》中譯本第五版，該版存在內容基本一致，但字體、格式及標點不同的兩個版本。[12]
1926年，北伐軍佔領武漢之後，張西曼南下武漢，任武漢國民政府政治顧問，兼鮑羅廷的外交顧問。1927年，張西曼參與籌備成立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擔任校務委員會委員兼法學院院長、俄文法政學系主任。同年，張西曼翻譯的《蘇俄民法》、《蘇俄刑法》、《蘇俄憲法》出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還印行了《俄國共產黨黨綱》第六版。[2][4][8][6]
南京國民政府
1928年，張西曼、高魯等4人同時出任中華民國大學院秘書，協助蔡元培管理中國的大學教育。[6]1929年，張西曼任孫中山奉安專刊編輯主任，6月參加奉安大典。[14]1929年，任陸軍大學俄文及政治教官。1931年，任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俄文政治經濟系教授。[6]1930年，張西曼的譯著《蘇聯文學家傳略》刊登於南京《民生報》。
1931年，張西曼隨陸軍大學從北平遷往南京。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張西曼多次上書國民政府，力主國共合作，聯合蘇聯抗擊日軍。[3]1932年，張西曼任參謀本部邊務組專門委員，同年到國立中央大學教授俄國近代史。[6]1933年，任行政院新疆建設計劃委員會委員。1934年，完成了《中國邊疆圖書總目》初稿。
1935年5月，張西曼與哥哥張仲鈞聯合徐悲鴻等文化界名流，在南京發起創辦中蘇文化協會。[3][2][15]籌組中蘇文化協會期間，張西曼遭日本反對，而且遭到汪精衛阻撓，汪精衛曾親自約張西曼談話表示反對，還派外交次長唐有壬三次到張西曼家遊說，勸張西曼不要組織該協會，但張西曼不為所動。[15]1935年10月25日，中蘇文化協會在南京華僑招待所舉行成立大會，推舉立法院院長孫科為會長，蔡元培、于右任、陳立夫、鮑格莫洛夫、卡爾品斯基為名譽會長。開會前，當政者反對在大會會場懸掛蘇聯國旗，張西曼與之衝突，經據理力爭，最終成功懸掛蘇聯國旗。會議經討論，一致通過該協會會章，以徐悲鴻、梁寒操、徐恩曾、張沖等15人為理事，西門宗華等7人為候補理事， 該協會唯一的常務理事職務由張西曼擔任。此後，該協會在中國各地如上海、廣州、成都、雲南、香港、烏魯木齊、延安等均先後設立分會。[3][2][15]其中，1936年3月1日，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成立，張西曼作為總會的代表出席並發表講話。[13]
1936年4月24日，張西曼出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任至1942年2月7日免職。1936年12月5日，張西曼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第四屆立法委員，一直任至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16]張西曼還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開設了「抗戰的國家總動員」課程，成為中國第一位開設該課程的教授。[3]1936年，張西曼翻譯出版《蘇聯新憲法草案》，1937年翻譯《蘇聯憲法》。此外他還將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憲法譯為中文。[6]
1936年，張西曼在上海組織編有《普希金逝世百周年紀念集》，其中包括譯文《普希金傳》、譯詩《酒神祭歌》、劇本《莫薩特與沙萊里》。[10]
1936年2月6日，中蘇文化協會成立了出版委員會，張西曼是8名委員之一。2月8日，出版委員會會議決定分別設雜誌組、叢書組，由徐恩曾、張西曼分別任雜誌組正、副主任。2月17日，在《中央日報》發表聲明，將已經發行4年的季刊《中國與蘇俄》更名為《中蘇文化》雜誌。1936年1月11日及2月20日，經張西曼奔走及主持，先後在南京、上海舉辦了蘇聯版畫展覽會，引起轟動，兩地的參觀人數均超過萬人。作家魯迅2月24日在《申報》撰文，對這兩次蘇聯版畫展覽會表示讚賞。[15]
從1935年開始籌備起，南京各界救國聯合會便獲得張西曼的支持，張西曼整天與孫曉村等人共同研究工作，定期為救國會的人士分析國民政府的政情，幫救國會聯繫國民政府內部的中高層人士，為救國會的活動提供了很大支援。1936年11月上旬，日軍及李守信部再度入侵綏遠省，綏遠省軍民投入綏遠抗戰，南京救國會準備為此發動一次較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需要中國國民黨上層人士出面支持。經過張西曼等幾位中國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奔走，南京救國會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成功舉辦了「首都各界人士援助綏遠軍民抗日大會」，中國國民黨元老張繼應邀擔任主持，中國國民黨左派人士何香凝、柳亞子、經亨頤等人均到場簽名。張西曼還動員了許多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特別是華北籍、西北籍的委員參加了此次大會。張西曼在會上所作發言慷慨激昂，會後又四處募捐。[3]
1936年11月22日，國民政府逮捕了上海沈鈞儒等七位救國會領導人，即救國會七君子。11月28日，孫曉村與王崑崙、張西曼等人正在商談營救上海七君子事宜時，得知11月28日上午曹孟君被捕，罪名是「赤匪嫌疑」。孫曉村、王崑崙、張西曼等人當即研究決定，孫曉村最好不躲避，並營救曹孟君。11月28日下午，孫曉村也被逮捕。此後，經過各方營救，上海的救國會七君子及南京的孫曉村、曹孟君共九位救國會人士終於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出獄。[17]
抗日戰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張西曼參加了蔣介石召集的「廬山談話會」，呼籲停止內戰，國共合作，聯合蘇聯，一致抗日。[18]1937年，張西曼、黃炎培等人為全國抗敵救亡總會發起人。[13]1938年，張西曼在武漢參與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8]
1937年8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首次來到南京，張西曼親自聯繫國共兩黨人士，以及第三方面人士沈鈞儒、黃炎培、千家駒等人，還有外國記者，參加了在立法院秘書長梁寒操家中舉行的茶話會，為國共合作提供便利。在此，沈鈞儒、千家駒等人首次同周恩來見面。[3][13]
1938年，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成員王明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在《解放周刊》上撰文，指控陳獨秀、羅漢、俞秀松等人都是投靠日本的漢奸。1938年3月16日，漢口的《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等報紙均在顯要位置發表了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兼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周佛海等9人的聯名信，指責中共並為陳獨秀辯護。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的領導下，中共中央長江局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文章予以駁斥。隨後，《新華日報》又發表短評《再論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進一步引發公憤。民主人士沈鈞儒在漢口《大公報》上發表聲明，不贊成給陳獨秀扣漢奸帽子。1938年3月，張西曼兩次發表公開聲明，為陳獨秀的「漢奸」問題辯誣。其中3月18日的第二次聲明，張西曼堅決表示「敢負責」為陳獨秀辯誣，認定陳獨秀「至少是個愛國的學者」，斥責中共人士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就指斥陳獨秀是「漢奸」的行為是「骨肉相殘，殃民禍國」。[6][19]
1938年1月，張西曼等人在武漢發起成立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張西曼等139人出任該會理事。[20]1938年1月，張西曼與國共兩黨的上層人士發起成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張西曼任名譽理事。該會先後救助了三萬餘名年齡在14歲以下的戰爭難童。1938年2月27日，張西曼在武漢各界紀念錢亦石追悼會上發表演說，呼籲國共團結，實現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呼籲全中國人民抗戰到底。1938年12月8日， 張西曼和許多中國教育學者參與發起中國戰時教育協會。[3]
1938年，張西曼在武漢七七事變周年紀念會上，點名斥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汪精衛為「國賊漢奸，秦檜第二」，要求「殺汪賊以謝國人」。同年底，汪精衛公開投向日本。[13]
1938年底，中蘇文化協會遷往至重慶。張西曼為該會租到位於重慶市中一路的一幢兩層樓作為會址。張西曼以中蘇文化協會常務理事的身份，與自1938年起先後任中蘇文化協會總幹事的王崑崙、屈武、劉仲容等人合作，利用該會址作為中國共產黨及各種民主人士的活動場所。後來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參加重慶談判時，便曾在該會址與各民主黨派及民眾見面。[3]
1938年仲夏，國立中央大學的陶大鏞等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成立 「中蘇問題研究會」。他們自《中蘇文化》雜誌上看到張西曼的名字，便到該雜誌編輯部訪問張西曼。此後，張西曼幫助這些學生舉辦了一次為期三天的「蘇聯生活圖片展覽會」，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在重慶沙坪垻一時引起轟動。[3]
1939年5月3日、5月4日重慶大轟炸中，中共辦的《新華日報》經理部被炸毀，張西曼第一個致函《新華日報》表示慰問，勉勵新華日報館的員工「戳力奮鬥，共申天討」。[21]1939年7月23日，中國邊疆學術研究會在重慶成立，張西曼、馬鶴天、黃奮生等九人為理事。[22]後張西曼出任中國邊疆學術研究會理事長。[18]1939年，張西曼、王崑崙共同主持了中國藝術品送往蘇聯展覽。[6]1940年1月2日，中國藝術展在莫斯科開幕，展覽獲得成功。[15]
1940年，在張曙追悼會上，張西曼與周恩來均作發言，張西曼斥責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買外匯，存外款，發國難財，病國肥己」，此後張西曼受到行政院「奉諭特達」之警告。1941年，正值馬寅初被國民政府逮捕並關押在集中營時，張西曼不懼危險參加了「遙祝馬寅初六十壽辰」大會，張西曼以茶代酒第一個發言，遙祝馬寅初健康長壽。[13]
1941年10月，由於張西曼之兄張仲鈞因抨擊湖南省時政而遭暗殺，張西曼回湖南為兄長奔喪。[23]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之後，救國會諸君子發表致斯大林的公開信表示憤慨，張西曼則發表文章為蘇聯辯護，稱蘇聯此舉「對援華初衷並無損害」。[24]由於張西曼一直堅持旗幟鮮明的親蘇立場，於是陪都重慶的人士就給他起了個綽號「西曼諾夫」，以示其親蘇。[25]
1943年，張西曼參與營救被盛世才關押在新疆監獄中的知名電影演員趙丹。[26]
1944年，中蘇文化協會在重慶舉辦高爾基逝世紀念晚會，該會常務理事張西曼出席晚會，並發表了立場鮮明的講話，晚會還放映電影助興。[15]
1945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中國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張西曼發表了題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保證了中國的復興》的文章，支持該條約的簽訂。[24]
民主人士
1945年，張西曼在重慶創辦《民主與科學》雜誌，並任總編輯。[2]同年，再度出任國立中央大學俄文系教授。[6]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10月10日《中央日報》公佈了抗戰有功人員褒揚名單，張西曼獲「勝利勳章」。[2][15]1945年11月，張西曼主編的《民主與科學》雜誌聯合了重慶的26家雜誌，共同呼籲「不要內戰」，並提出「我們為自身着想，同時為我們的子孫着想，萬萬不願再見內戰的局面。」[3]1945年，參與創辦「革命詩社」。[12]
1945年冬，為推動中國國民黨遵守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促進民主憲政實施，張西曼等人開始籌設組織。1946年2月24日，文化教育界人士在重慶成立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張西曼任理事長，理事會理事包括中共代表團的鄧發、何思敬、潘梓年、華崗，以及許德珩、朱學范、陶大鏞等人。後來，該會先後在成都、上海、南京等地設立分會。[3]
1946年1月9日，九三籌備會成立時，張西曼、褚輔成、許德珩成為首批三位成員。同年4月，張西曼離開重慶返回南京。同年5月4日，九三學社成立會在重慶舉行，張西曼當選九三學社第一屆理事會的16位理事之一。[3][2]
1946年11月，張西曼發表談話，反對中國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制憲國民大會。[27]1946年底開始，張西曼積極參加中共發動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並且多次發表公開演講。[2]當時，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的楊晦、張西曼、賀昌群，理學院的潘菽、涂長望，農學院的梁希、金善寶都是有名的民主教授。1947年五二〇慘案發生前的一次學生集會上，張西曼又發表演講，公開號召學生起來同專制獨裁政府作鬥爭。[12]
1948年底，在中共黨組織的幫助下，張西曼秘密離開南京，先後到達中共領導的江漢軍區、中原軍區，受到李先念（中原軍區司令員）、鄧子恢（中原軍區副政委）、陳毅等的宴請。[28]1949年2月，張西曼抵達北平。同年4月參加南社、新南社的聯合臨時雅集。[29]後來隨民主東北參觀團赴中共的東北解放區參觀。[12]1949年6月，在北平參加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委會，並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4]
1949年7月10日，張西曼因患肺癌在北平病逝，享年54歲。張西曼逝世後，周恩來、郭沫若分別為其題寫了墓碑和碑文，高度讚揚了張西曼。[1]
身後
張西曼臨終留下遺言，將遺體捐贈給協和醫院。[13]張西曼病逝後，隨即成立了由董必武、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李達、周揚、郭沫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陳紹禹（王明）、陳其瑗、章伯鈞、蔡廷鍇、譚平山、鄧初民、沈雁冰、許德珩、齊燕銘等19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13][30]。此外還成立了以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為首的張西曼遺著整理委員會。1949年8月，周恩來應張西曼的遺孀魏希昭之請，親筆題寫了「張西曼教授之墓」並落款「張魏希昭率女小曼敬立」、「周恩來敬題於北平」；郭沫若也應邀題寫了碑文。周恩來的題字刻於墓碑陽面。墓碑陰面刻有郭沫若題寫的碑文。墓蓋上的墓志銘由田漢撰文、李濟深書丹。[31][11]墓志銘稱張西曼「權位不動，威武不屈，反帝與反封建，四十年如一日；風雪萬里，追自由之光芒，埋骨於此，山嶽皆香。」[2]此外，1949年8月20日，黃炎培也應魏希昭之請，為《張西曼永念集》題詞「平生只有主張正義，絕不計較利害。待友好熱腸如火，其與所否，則凍若冰霜。甚早接受最新學說，迨此學說大行，而先生遽逝，然既及見大行，則復有何遺憾？」（《張西曼永念集》在1966年被紅衛兵從魏希昭家抄走）。[13]1950年，中蘇友好協會主辦了紀念張西曼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會。[11]
1950年，張西曼的遺孀魏希昭遭誣陷為中國國民黨派到張西曼身邊的女特務。1952年，魏希昭被組織處理，失去公職，此後長期遭到公安機關作為「特務嫌疑」對待。張西曼遺著整理委員會也無形中解散。魏希昭至今未能獲得平反。[11]九三學社長期採用許德珩主導的官方社史。[32]在張西曼逝世後幾十年的社史中，甚至沒有張西曼的名字。[33]張西曼的支持者、九三學社和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的發起人之一雷啟漢1957年被打成右派。自1980年代起，張西曼的女兒張小曼與九三學社的元老雷啟漢等人先後寫文章，質疑九三學社的官方歷史。[33][34]張小曼還開始了對父親張西曼的研究。[11]
1978年，張西曼的女兒張小曼以個人名義上書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修復了文革期間1968年被毀的張西曼墓碑。[13]
1985年6月29日，民革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主辦「紀念張西曼先生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1995年6月20日，民革中央、民盟中央、九三學社中央聯合召開「紀念張西曼先生誕辰百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在會上稱張西曼為「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和英勇投身於抗日運動的民族英雄」。[11]2005年9月，張西曼之女張小曼等117位參加抗日戰爭的將領及知名人士的遺孀及子女在人民大會堂獲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獎章。[2]2005年12月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及中外關係史研究室聯合召開「紀念張西曼先生誕辰110周年座談會」。2009年7月10日，中國現代史學會、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中國俄羅斯友好協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聯合召開「紀念張西曼先生逝世60周年座談會」。[11]
家庭
- 第一任妻子：萬重英（1897年－1979年），萬福華之女。1920年與張西曼結婚後，育有8個兒女。後雙方離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聘為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
- 長女：張燕生（1925年－）
- 長子：張琳生（1925年－1993年）
- 二女：張大年（1928年－1964年）
- 次子：張大成（1930年－2008年？）
- 三子：張大化（1931年－2008年？）
- 三女：張大法（1936年－）
- 四女：張大元（1937年－）
- 五女：張大宛（1940年－2005年）又名張燕
- 第二任妻子：魏希昭（1914年－1976年11月23日）1929年投身學生運動。此後多年接受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25歲時，在1939年「五三」重慶大轟炸中遭日本飛機炸斷雙腿，經搶救保住了左腿，而右腿高位截肢。1945年結識張西曼並戀愛。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領導劉光指示魏希昭「從旁協助張西曼從事革命工作」，魏希昭乃與張西曼結婚。1950年初，萬重英發告狀信，指魏希昭為中國國民黨派到張西曼身邊的女特務。1952年，魏希昭遭組織處理，失去公職。此後被公安機關作為「特務嫌疑」對待。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11]
- 女兒：張小曼（1948年3月－）生於南京。母親魏希昭戴着假腿懷孕並生下了張小曼，造成張小曼的雙腿先天性關節殘疾。9個月時隨父母穿越封鎖線到達解放區。1歲3個月時失去父親。1978年2月，借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從事《中華民國大事記》的編撰，其間為《中華民國人物傳》撰寫了《張西曼》小傳。在張小曼補充調查資料期間，湖南長沙有人重提張小曼的母親魏希昭有政治問題，已在近代史研究所正式填表的張小曼由此失去了留在該所工作的機會，1979年12月被調入民盟中央組織部工作，任職24年。張小曼長期業餘從事對父親張西曼的研究。1999年，俄中友協為表彰其長期搜集張西曼和中蘇文化協會史料的貢獻，向其頒發了「俄中友誼」功勳紀念獎章。張小曼還被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俄羅斯友好協會聘為全國理事會理事。[11]
著作
- 張西曼、柏烈偉編，俄文文法，1921年
- 希曼譯，俄國共產黨黨綱，1920年8月
- 希曼譯，俄國共產黨黨綱（康民尼斯特叢書第二種），廣州：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第一版）（實際在上海出版）
- 希曼譯，俄國共產黨黨綱（康民尼斯特叢書第二種），廣州：人民出版社，1923年（第二版）（實際在上海出版）
- 希曼譯，俄國共產黨黨綱（康民尼斯特叢書第二種），廣州：人民出版社，1924年（第三版）（實際在上海出版）
- 希曼譯，俄國共產黨黨綱（康民尼斯特叢書第二種），廣州：人民出版社，1925年（第四版）（實際在上海出版）
- 希曼譯，俄國共產黨黨綱（康民尼斯特叢書第二種），廣州：人民出版社，1926年6月（第五版）（實際在上海出版）
- 希曼譯，俄國共產黨黨綱，長江書店發行，1927年3月（第六版）
- 張西曼，中等俄文典，1923年
- 張西曼，新俄羅斯，1925年
- 張西曼譯，蘇聯新憲法草案，南京：中蘇文化協會，1936年
- 張西曼譯，蘇聯憲法，南京：中蘇文化協會，1937年
- 張西曼，西域史族新考，中國邊疆學術研究會，1947年
- 張西曼，歷史回憶，東方書社，1949年[8]
- 張小曼編，張西曼紀念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 李長林、張小曼編，張西曼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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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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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小曼，尋找《俄國共產黨黨綱》六版中譯本的經過並試論其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作用
- 張小曼等，抗日民族英雄張西曼與中蘇文化協會及聯蘇制日方針
文／ 张小曼
1995年6月2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张西曼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张西曼教授革命的一生，赞扬张西曼“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是进步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不但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称颂张西曼“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从海峡对岸写来贺信，诚恳地表示：“祝纪念大会成功！”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发来贺信说：“多年来张西曼以从事加强中国与俄罗斯友谊的事业而在俄罗斯享有盛名。”他还说：“为了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张西曼的事业永存！”1996年8月俄罗斯《真理报》撰文赞扬张西曼是“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
性格耿直 敢做敢为
我的父亲张西曼(1895-1949)，字百禄，汉族，湖南长沙东乡谭家塘人，生于1895年6月15日。父亲的族兄张百熙，官拜清朝学部大臣，曾主掌京师大学堂。我的祖父张梓林?穴1871-1936?雪，与张百熙一样，是一个热心维新运动的官僚。晚清时曾供职大理院任审判官，后任太医院的太医，民国时曾在京奉铁路局当医生，为人秉性耿直。祖父赋予了父亲爱憎分明的品质。祖母陈仲德?穴1873-1944?雪则培育了父亲同情、热爱劳苦大众的天性。
父亲从小就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少年，乐于帮助别人。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别人都放学回家了，可父亲还不见踪影。祖母等了很久，才看见父亲牵着一位盲人慢慢地走来。祖母原想批评他的，一见这情景也就算了，只是嘱咐他送人后快点回家吃晚饭。像这样做好事是经常的。还有一次父亲在学校住宿时，有一个同学比较自私，每当吃饭的时候总是先吃好菜，将好菜吃光，全然不顾他人。同学们对此很有意见，都不想与此人同桌，可又不好意思讲。父亲则直截了当地向这位同学提过数次意见，说明菜是大家吃的，以后不要专为自己，可是此人不理。有一天加菜吃的是鲜鱼，这位同学两下子就叉去了一半，别的同学直瞪眼不讲话，父亲却毫不客气，顺手用手中的筷子向此人头上猛击了几下，此人抱头大哭。其后此事在家中被引为笑谈。
父亲从小就敢于讲公道话，别看他那时年轻，在张家这个大家庭中，却是个做事有主张、敢做敢为之人，家庭中有了纠纷，通常多数由他来解决。父亲的四叔有位姨太太是买来的丫头，性情比较倔强，总想离开张家，他四叔却死也不放。还是父亲从外面买回一个鸟笼，关着有一只小鸟，当着大家的面，他将笼子打开，小鸟飞走了，然后说道：“四叔，你还是开笼放雀吧！”这样父亲的四叔才同意放她走。
为辛亥革命召募骑兵的孤胆英雄
父亲在祖父张梓林、兄长张仲钧的影响下，经宋教仁、谭人凤介绍，于1908年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进入族兄张百熙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学习，同时秘密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初，祖父为避免父子同被杀头的危险，就逼着父亲尽快离开中国，到俄属海参崴去留学。
1911年1月，父亲来到俄属海参崴，经华商总会坐办诸维锦的介绍，寄居在对面的德义成商号宋掌柜处，并以京师大学堂肄业生的资格转入俄帝国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穴后改东方大学?雪研究政治经济。同时设法和那些所谓“虚无党”的人士取得联系，以便将来中俄两国革命党相互扶助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国家。
父亲海参崴时常被几个思想进步的俄国朋友邀往山林打猎，或是到海边游泳、钓鱼，父亲就借着野餐休息的时候偷看“禁书”，彼此纵谈中俄两国的革命理想和事迹，因之马克思、列宁、普列汉诺夫、孙逸仙等名字不绝于耳。
武昌起义后，父亲的兄长张仲钧让他设法由东三省秘密召募骑兵南下。12月初上海光复之后，黄?穴克强?雪、陈?穴英士?雪密派了李徵五和臧士新由沪搭轮来到了海参崴。父亲遂将他们安置在华商总会右边斜对面的街口某家商店楼上的“金角”旅馆中，他们公推父亲为代表上山拜会刘弹子并转致革命政府借重之意。在某日深夜，父亲化装成苦力，随山中派来接应的人搭乘货车，冒险只身上山。父亲恳切地请求刘弹子率队南下协助完成北伐。刘弹子被父亲的诚恳所折服，最终率部南下。其实那一年，父亲才十七岁。
三次向孙中山建议三大政策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注视着俄国革命发展的父亲于1918年再度赴苏俄考察，并面见列宁。为仿效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给中国革命提供参考，父亲开始着手择要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并将俄国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党政结构和各种民众运动的方案详细加以阐明。而后他由海参崴绕道大连秘密南来上海，谒见孙中山，“建议以社会主义的内容改造中国革命的政党，效法俄国共产党建立广大民众基础、民主集权制和严明的纪律；同时响应国际会议的号召，派遣富有时代政治学养的代表参加，共同策进消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伟大业绩”。孙中山答应对建议“详加考虑”。几个月后，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就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1921年他在广州再次谒见孙中山，积极建议向俄国革命学习和两大革命政权的相互承认与援助。
1922年6月，陈炯明部炮击广州总统府事件发生，孙中山被迫转至上海，父亲利用北京大学放暑假的机会赶到上海第三次谒见孙中山，这次孙中山不但参考了他提供的苏俄党政建构资料，还表示要尽一切力量促进中苏两大革命国家领袖和民众间的相互认识与友谊，以期收到“联俄决策”预期的伟大效果，从而奠定了1924年国民党的改造基础，父亲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不畏艰险 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2到1914年，父亲曾两度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考察，对于秘密传播的普列汉诺夫、列宁诸大师的革命理论接触颇多，更加注意俄国革命的发展并加强两国革命组织的联系。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到远东，后在东北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工作，秘密从事革命思想的传播。1917年秋，他与友人霍战一、于芳洲、邓洁民、邓西园等人共同创办了哈尔滨东华学校，该校后来成为中共在东北建党和国内革命者赴苏俄学习的据点，父亲在该校传播了他的革命思想，被誉为创办该校的“五君子”之一。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正在苏联远东考察的父亲深信“十月革命必有伟大的成功前途”，遂从俄国分别致函孙中山先生及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博士等人，主张发起“社会主义研究会”，以适应在中国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充实我国革命的领导组织、青年干部和民众基础，接受苏俄伟大十月革命的组织方法和经验，以促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同年7月，他回国后，开始在李大钊担任图书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工作，并利用这里的便利条件，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创立了秘密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当时除父亲和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人参加此会。初期活动地点不固定，后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分会遍布于全国各大城市。此会直到1920年12月才公开发表通告宣布成立，其宗旨为“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他虽然未公开列名，但他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组织者。
【党在哈尔滨的早期活动08】张西曼在哈尔滨传播马列主义
值班大话君：秋深月影
编者按：1921-2021，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的一叶小舟起航。百年来峥嵘岁月，沧桑巨变，如今已成长为旷世巨舰，带领中国人民乘风破浪！百年大党，青春不减，风华正茂，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屹立东方！百年前的哈尔滨，群雄汇聚，风云际会。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几乎全都到过哈尔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史上最牛创业团队”艰苦创业，为中国未来前仆后继，艰难求索的过程。百年跋涉，百年凝思。在迎来建党百年之际，大话哈尔滨(imharbin.com)开设专栏，连载李忠义老师的长篇作品《党在哈尔滨的早期活动》，是为党献礼，也是回顾初心，不忘使命。祝福中国共产党百岁生日快乐，我辈共同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继续奋斗！
[党在哈尔滨的早期活动08] 张西曼在哈尔滨传播马列主义
张西曼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
张西曼也是最早在哈尔滨传播马列主义的人，由于他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不仅使东华学校的学生、哈尔滨的民众，而且使哈尔滨社会各界较高层次的人开始了解马列主义。从此，给一个殖民化气息严重的哈尔滨，开始渲染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鲜红色彩。这种色彩与哈尔滨中东铁路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哈尔滨增添了新气息、新动感，也使这座城市进入了新纪元。同时也不能不说，张西曼在哈尔滨期间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对哈尔滨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西曼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可以说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追寻先辈的足迹——张小曼作品及先父张西曼生平资料选集》内页
张西曼，1895年6月15日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官宦之家。族兄张百熙，官拜清朝学务大臣，曾主持京师大学堂（北大学前身）。张西曼的父亲张梓林也是一个热心维新运动的官僚。在具有进步维新思想的父兄的影响下，张西曼13岁时，就由宋教仁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7岁时，进京师大学堂学习，就开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西曼正在海参崴东方大学学习。他受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委托，孤身去中俄边境的深山老林中，代表革命党人多次与反满骑兵首领刘弹子进行谈判，最终说服刘弹子率部南下，成为北伐的一支骑兵劲旅。
1914年张西曼回到哈尔滨，开始在哈尔滨传播马列主义。当时他在滨江道尹公署（现在友谊宫对面、友谊路通江街拐角处）工作。当时的哈尔滨是东北三省同盟会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而且哈尔滨中东铁路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他们不仅在中东铁路的俄国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而且在中东铁路的中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张西曼在哈尔滨如鱼得水，从此借助这个平台，在哈尔滨开始了他研究马列主义和传播马列主义的生涯。
张西曼，1911年1月，到海参崴考入了俄国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1912年，他曾到俄罗斯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考察,并开始接触俄国革命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与俄国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开始受到马克斯主义的影响。从那时候起，他就深深的“感到他们的学识渊博，眼光远大，和热诚毅力的惊人”。特别是当时，张西曼接触了秘密传播的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著作之后，立即被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思想所吸引。他的灵魂深处爆发出一场震撼性的、导致他用毕生精力去努力奋斗的思想革命。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生活的理想境界，马列主义则是人类通往这种生存境界的指导方法。于是，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开始研究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从此他对俄国革命的发展历程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接触，萌发了中俄革命互助的思想。从此，他相信世界革命一定会成功，不但意志坚决，而且在他所活动的所有领域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活动。
1917年夏天，在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认识了时任公署翻译的邓洁民，张西曼受聘参与了东华中学的创办工作，张西曼的治学方法也给东华学校的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他在东华学校，还参与了掩护中、俄、朝的青年学生和革命者来往于中俄之间的活动。并使东华学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哈尔滨联系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秘密场所。当时的东华学校，几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往返苏联的中转站。他们先后接待过张太雷、马骏、周恩来等一大批人，还收容过韩国革命青年，除了使他们避免住在旅馆被警方检查以外，还曾经为他们代办过出国护照，掩护他们从事革命。
1919年7月，张西曼来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编目课里担任了编目事务员。之后，还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兼职任教，直接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秘密组织马尔格斯研究会，宣传十月革命组织方法和经验，搜集和整理有关社会主义文献，开始秘密翻译《俄国共产党党纲》，成为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助手之一。在与李大钊的交往中，张西曼“非常羡慕李大钊的为人并受其影响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新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以资中国革命的借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里影响过瞿秋白、郑振铎等人。
他的马列主义理论，对早期共产党人信仰马列主义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他三次向孙中山建议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了促成中国革命的早日成功，1918年开始，张西曼翻译了《俄国共产党党纲》和一大批党政建构资料，提供给孙中山先生做改造国民党的参考，提倡发动工农反帝反封建，以避免以往仅仅利用会党和新军的不足。1920年8月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在中国出版的，是张西曼翻译的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并将俄国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党政结构和各种民众运动的方案详细加以阐明。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重要教材之一。现存张西曼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全世界共发现了11本书，代替当时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他看到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所具有的全球性价值，认为中国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前途。这种认识，与中国共产党一致，与中国最终将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紧密相关。对国际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和壮大和中国民主的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49年7月10日，张西曼在北京病逝，年仅54岁。遗嘱将遗体捐赠协和医院“作科学上继续解剖研究之用”。张西曼的墓碑，由周恩来亲笔题写:“张西曼教授之墓”。田汉在所作的《张西曼墓志铭》中写道:“权位不动,威武不屈,反帝与反封建,四十年如一日;风雪万里,追自由之光芒,埋骨于此,山岳皆香。”
张希曼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他却虔诚的信仰马列主义；他是民盟会员、国民党员，但是，他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作为一个民盟会员、国民党员，他始终坚持国民党民主左翼人士立场，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作为一个民盟会员、国民党员， 他的一生都在为宣传马列主义而奋斗，这一点是难能可贵。
他的思想，已经由民主主义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其实就是张西曼政治理念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样包含了张西曼这样一些人的思维理念和政治追求。
张西曼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他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他与无数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一样，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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