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索忍尼辛的批評技藝，又把《古拉格群島》讀了一遍。為了說明古拉格群島的苦難，索忍尼辛習慣拿沙皇時代作為參照。這比較罕見，通常，沙俄不是一個適宜展示仁政德行的比較項，作為歐洲少有的農奴制國家，人們更願意把它視作反面典型。1905年的沙皇還有過屠殺猶太人的暴行，開啟了20世紀反人類罪大肆泛濫的先河。
不過，如果僅僅用來證明古拉格的野蠻和殘忍，沙皇時代確實足敷對照，犯不著拿歷史上的開明盛世來墊場。比如，在新西伯利亞城遞解站里，「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裡的水龍頭只流涼水；囚犯們鼓起勇氣要求首長來看看；來了一個大尉，他竟滿不在乎地親自伸手到水龍頭下面試了試，然後說：『我告訴你們，水是熱的，懂嗎？』」而沙皇，就是那個被革命者視為眼中釘、曾七次企圖暗殺的亞歷山大二世，「有一回親臨施巴列爾大街上的羈押所，並在二百二十七號單人監室命令把他關起來，在那裡蹲了一小時以上——想體驗一下被他關在那兒的那些人的心情。」——已然天差地別。
「尼古拉一世向普希金問道：『如果12月14日那天你在彼得堡，那你會在什麼地方？』普希金直率地回答說：『在樞密院廣場。』」普希金等於承認，在十二月黨人舉行志在推翻沙皇統治的武裝起義時，他將和起義者站在一起，加入樞密院廣場上的戰斗方陣。普希金會受到何種懲罰呢？索忍尼辛寫道：「為此，他被……放回家去了。」作為史達林時期的對照，索翁表示：「像高峰派詩人古米廖夫那樣的人，還沒有到達勞改營就在地下室里報銷了。」我們知道，另一位大詩人曼德施塔姆因為在詩句里諷刺了史達林幾句，也是在前往勞改營的路上，就「報銷了」。
大量進入蘇聯勞改營的囚犯，都沒有經過正當審判，就像牲口一樣被趕往北極圈了。偶爾受到審判，也是為了滿足當局的表演嗜好，他們理論上屬於嫌疑犯，但實際上只會在法庭上做一件事：「竭力向社會揭發自己的嚴重罪行。」有時還過火到這種程度，他們嫌公訴人的指控不到位，自己加以補充、拉升。在《審判的歷史》一書中，有個情節是這樣的：「當維辛斯基訊問加米涅夫，從前效忠共產黨的聲明是否『虛假』時，被告認為這個字眼不合適。他回答道：『比虛假還糟糕。』檢察官提示著：『背信棄義？』他說：『更糟。』維辛斯基沉思後說：『比虛假、背信棄義更糟？』接著看起來像是大吃一驚地說道：『叛國？』加米涅夫承認了這一可怕的罪名：『你找到該用的詞了。』」
沙皇呢？索忍尼辛說：「1938年在克列斯特監獄，老政治苦役犯澤林斯基像小孩那樣被扒下褲子用通條抽打了一頓以後，回到監室痛哭流涕地說：『沙皇的偵查官跟我說話，連稱呼「你」都不敢！』。」老資格的古拉格囚徒都能達成如下共識：「（沙皇的）監獄使人高尚，（蘇聯的）勞改營使人敗壞。」在勞改營里，滿心想寫點東西的索忍尼辛什麼都不允許寫，他只能儘量把文字編成詩句，記在心裡。而在沙皇的流放地，包括列寧、托洛茨基等都在奮筆疾書。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在流放地完成的，據說他還「定製了一副細軟羊皮手套」，順便「醫治好了他的胃病和青年時期落下的其它疾病，很快就發胖了」。列寧的婚禮也是在流放地進行的。列寧的兄長曾因行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而被處死。「同年秋天，我們看到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列寧）卻考進了喀山皇家大學，而且讀的是法律系！」
百思不得其解的索忍尼辛，只能得出如下結論：「當局對革命者的迫害，僅僅能使他們在獄中相識，給他們以鍛鍊，給他們頭上罩光環而已。我們現在可是有了一把比例尺，可以大膽地說，沙皇政府不是在迫害革命者，而是在珍惜地寵慣著革命者，從而導致自己的滅亡。」
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夠維持生產，沙皇居然「有意地用高價購買他們的產品」。鑑於「只有懶漢才不從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史達林就成功逃跑了三次），有學者認為，蘇聯的古拉格之所以如此殘酷，是因為後來的革命者汲取了沙皇俄國的教訓。
就人間苦難而論，20世紀較之19世紀，有過全面提升，難怪索忍尼辛不住地感嘆：文明的19世紀啊！
2015年11月22日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