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和领导中共一大

2011年07月05日09:12新华网索特尼科娃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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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等机构派遣代表去中国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一大筹备和召开，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其中，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19年6月，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ФИ加蓬提议建立有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他的提议得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支持：1920年春，建立了一个隶属于西伯利亚委员会的局，该局按国别设了几个处和主席团〔有西伯利亚委员会的加蓬、伊尔库茨克华工联合会的刘尧（音）、卓伊（音）、林钦诺和鲍里索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37，第1—2页。）在其存在的很短时间（至1920年7月）里，东方局在伊尔库茨克成功地改组了隶属于伊尔库茨克省党委的俄国共产华员局支部（其东西伯利亚局改为东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一个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0，第4页。）

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也同时下设了一个与东方局类似的外交处，负责对远东各国人民的工作，主任是冈察洛夫，副主任布尔特曼，成员有加蓬。（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1，第8页。）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向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指明，华工联合会和俄国共产华员局归新建的外交处管辖。

莫斯科方面似乎不清楚这些机构已经组建起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1919年8月给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下发了指令，要求他完成下述任务：“唤起远东人民大众求解放的觉悟，支持革命运动，与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共产主义文献加强宣传工作。” ﹝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东亚国家工作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献集），莫斯科1994年版，第36—37页。﹞ 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于1919年9月开始着手此项工作，但据1920年2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他被调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完成外交任务了。

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和西伯利亚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合作总社全俄中央合作总社，名义上隶属于粮食部，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管理。以及其他机构，分别派遣代表带着各自的任务去中国从事秘密工作。他们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计划。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建立与中国革命分子的联系，也包括变卖珠宝和进行政治侦察。（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0，第9页。）

在远东国家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工作，是从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向上海派遣的一批共产党人开始的。他们名义上是全俄中央合作总社理事会的工作人员，以吴廷康（格里戈里耶夫）吴廷康（Г Н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3)，原姓札尔欣，化名有格里戈里耶夫、格里戈里、塔拉索夫等。他为《向导周报》撰文时使用过中文名字魏琴。中文名一般称吴廷康或伍廷康。简称伍同志，或吴、伍、吴先生、伍先生。也有用威金斯基的。国民党史料中用的是胡定康、胡定斯基。他在莫斯科公开使用过中文名字魏金斯基。近些年也有人译为维经斯基。——译者注为首，成员有季托夫、基姆（谢列布里亚科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东方民族部的组织和事务隶属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州局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8页。和翻译杨明斋（施密特）。这期间有10多名俄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工作。《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51页。他们担负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务：与中国的激进社会活动家建立定期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

吴廷康一行通过俄国侨民开展工作。有天津大学教授包立威，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出版的法文社会主义报纸《Journal de Pekin》编辑伊文，俄罗斯通讯社北京分社主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报纸《遥远的边陲》编辑E A 霍多洛夫，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团成员А Ф阿加廖夫（《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8—49页。），汉口的俄国汉学家A N 伊万诺夫。与北京、上海、汉口、广东、南京、天津的革命活动领导人的联系便是借助他们建立起来的。西伯利亚委员会通过全俄中央合作总社提供了一行人的活动经费，北京交给伊万诺夫，天津交给包立威，上海交给Л Г考夫曼。（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9，第80页。）

1920年5月，优秀的政论家和鼓动家，在爱国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声望，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吴廷康的积极参与下，在上海创建了由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除吴廷康外，还有包括李大钊在内的4名中国革命者）。（吴廷康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设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0、51页。）该委员会开展了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它的出版部在上海得到了印刷工人的支持，印制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和资料，同时也带动了一系列报刊，如《上海俄文生活报》、《周报》。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准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1920年11月起在上海组织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杂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革命活动的核心。他们计划围绕所谓“联合出版委员会”把各革命团体聚拢起来，组成一个集中的团体。( 吴廷康致佚名者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7页。）

以杨明斋为首的华俄通讯社是情报鼓动处在上海建立的，它设有北京分社，为31种中国报纸提供信息。类似的出版委员会在哈尔滨（北满委员会）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出版促进委员会）都有。革命委员会致力于在大学生中宣传与工人和士兵联络的必要性。

吴廷康提出在中国所有工业城市尽快建立与上海相似的革命委员会，然后将它们集中起来召开各局代表大会，并将其作为首要任务。（吴廷康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1页。）10月，在吴廷康、米诺尔和包立威的参与下，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吴廷康派米诺尔从天津到广东，去帮助1920年成立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吴廷康还帮助创建天津革命委员会（格尔舍维奇）以及汉口（吴廷康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3页。）、武汉和济南的革命委员会。南京、长沙及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在没有俄国共产党人参与的条件下自己成立的。

俄国代表先到了北京，举行了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人会议，讨论了召开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和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东亚国家工作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9页。﹞此会由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主持。随后，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同志”的全体大会，主要组织者是陈独秀。他便成为创建中的共产党支部的书记。吴廷康及其他俄共（布）党员不仅参与了筹备工作（起草议程和决议），而且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参见《中国革命问题》第1卷，莫斯科1927年版，第228页。）

就是这个时候，1920年7月，在伊尔库茨克宣布成立东方民族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52，第53页。），称要把在东方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培养鼓动干部以及鼓动出版活动的工作统一起来。每一个国别处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本地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东方民族部在财务和组织上隶属于西伯利亚委员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7，第3页。）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批准由“三驾马车”主持该部，成员为布尔特曼（主任）、冈察洛夫和加蓬（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16，第48—49页。），9月底增补了俄共（布）远东局书记M N 勃隆施泰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5，第11页。）1920年7月28日，阿勃拉姆松被任命为该部中国处负责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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