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等机构派遣代表去中国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一大筹备和召开，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其中，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吴廷康在上海收到他归东方民族部管辖的指令（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第6页。），他被委任为全权代表领导中国的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2，第1页。）指令要求他定期报告中国情况并进行财务审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6，第37页。）从经费预算可以看出，中国处的工作既广泛又深入，所需开销相当大。在上海的东方民族部国外科人员编制拟为15人：委员会主任和书记各1人（每人250美元），3名编辑（每人150美元），10名全权代表（每人250美元），在中国人中招募的24名辅导员（给每位全权代表配3名）——每人50美元，再加上每年9600美元差旅费和着装费。薪金差异的原因是主任、书记、全权代表和编辑职位均暂由俄国人担任，而他们的最低生活标准略高一些。拨给该委员会的出版费用为6万美元，而计划外支出（包括秘密住处、邮电费、会务费用、调遣工作人员、运送出版物）为2万美元。中国处在俄国远东地区工作的支出还需2万美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11，第5—8页。）
阿勃拉姆松到了哈尔滨，去组织东方民族部哈尔滨处。 1921年3月25日，驻哈尔滨外交处负责人助理罗宁在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信中说，哈尔滨处从1920年5月起就有了，换了两个负责人，可是什么工作都没有开展，就剩下变卖珠宝这一个“服务”职能了。同时，在吴廷康的参与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多次学生会议，讨论将所有激进派别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8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武昌五城市学生会议。在上海，根据陈独秀教授的提议，于1920年8月22日成立了一个这样的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8，第7页。）这些青年团组织的主席应该都进入了上海、北京和天津的革命委员会。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中央委员18人，主席团成员3人。该团主席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就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组织和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节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52页。
1920年9月，为了满足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愿望，陈独秀和吴廷康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主要教授俄语。在那里任课的有杨明斋。1921年，吴廷康提供资金让第一批34名毕业生赴俄。
1921年10月14日，驻西伯利亚局东方工作特命全权代表冈察洛夫和东方民族部主任布尔特曼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表示欲召集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远东国家革命组织和共产主义组织的“一系列预备会议”。本拟在1921年1月进行（М抱—北鸲西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亚非人民》1971年第4期，第50页。），但显然未能于预定时间在中国召开这次会议，因为1920年12月24日东方民族部坚持称“不迟于3月底”召开大会。（М抱—北鸲西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亚非人民》1971年第4期，第50页。）
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通过“扶植”各地革命，首先是在“最有革命前途”的中国开辟世界革命“东方航线”的长期理论纲领。由于缺乏有关中国形势的可靠情报，这个纲领显得很抽象，反映的是将俄国革命经验搬用到条件完全不同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去的想法。
为了实现大会的宗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决定将负责东方工作的机构集中为一个统一的代表机构。新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0年10月提出将“远东工作集中于一个专门的”设于上海的“书记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6，第2、28页。）俄共（布）西伯利亚局和东方民族部负责人也同意这样的结论，因它们不止一次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1年1月5日决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1年1月7日决议，在伊尔库茨克成立了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代表机构——远东书记处。据共产国际决议，1921年1月15日，舒米亚茨基奉派为远东工作全权代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3，第15页。）他在2月就全面展开工作，从俄共（布）远东局转了2000金卢布到远东书记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4，第4页。），并把青年团、工会等转归该书记处治下。这必然引起与远东局的冲突。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的调停，资金拨给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3，第88页。）自1921年1月起，由于东方民族部和西伯利亚委员会的重组，工作就开始混乱了，因为不论是哈尔滨，还是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都不清楚他们应当听谁的。从广州回来的吴廷康，这时又从上海赴伊尔库茨克参加计划于1921年春召开的远东国家代表大会去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2，第11—12页。）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组成如下：舒米亚茨基（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他的副手加蓬（后来是明斯克尔）（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5，第34页。），执行书记吴廷康和А北德里茨基，情报处主任C N 斯列帕克。M M阿勃拉姆松，后来是N K玛玛耶夫担任中国处俄籍书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3，第2页。），再后由符拉索夫斯基替代。曹培行（音）担任鼓动指导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3，第26页。）达林受命负责青年工作，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代表Б蹦峥贫斯基（B 别尔克、B A 涅伊曼、瓦西里耶夫），办公室主任布卡蒂。（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7，第1页。）1921年3月22日，张太雷被确定为中国支部的华人书记，他充当中国支部的书记直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7，第12页；案卷122，第4—5页。）
1921年2月26日，舒米亚茨基写给共产国际科别茨基的书面汇报中说，现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已经把全部东方工作领导起来，而以前呢，“谁都能管，可是互相掣肘”。既然华员中央在远东共和国境内并没有什么威望，舒米亚茨基就将在华工作的中心移至领导中国革命、出版报刊的上海革命委员会。这项工作需要外汇金卢布，而不是珠宝钻石和罗曼诺夫时代的卢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7，第1—2页。）
1921年春之前，中国共产主义者已经在积极筹备全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要在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会前的实际领导工作便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它是由俄国共产主义者资助的。（K H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东政府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57页。）1921年3月底，舒米亚茨基致电莫斯科称，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将研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制定的共产主义工作条例，此会将于5月底在上海召开 （参见M A别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亚非人民》1971年第4期，第51页。），由远东书记处代表参加并领导，并说尼科尔斯基将启程来中国领导党务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22，第4—5页。）同时，舒米亚茨基还向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科别茨基报告自己的财力情况说：“我拿不出钱来支持中国的组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5，第20页。）
1921年初，中国已经存在七八个共产主义组织，分布于北京、广州、武昌、济南及其他地方。陈独秀向所有组织写信，以商定“此次‘统一’大会议题以及开会地点和时间”。最后，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一切就绪。1921年3月召集了一次预备会。根据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开始划清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界线，并建立统一组织”。这份文件还报告了起草“临时纲领” （《共产党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伊尔库茨克1921年版，第27页。）一事。显然，按照舒米亚茨基的说法，在“中国的中心”召开的这次共产主义组织筹备会确定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远东人民》（伊尔库茨克）1921年第1期，第27页。）
当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到上海时，远东书记处中国处的工作因该处成员离沪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放慢了速度。（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22，第8页。）马林没有为自己看到的景象而欢欣鼓舞：中国农民是一些小土地所有者，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工会的影响微不足道，没有什么组织，民众中文盲很多。各处共产主义组织只有50名中国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2，第25—33页。）马林建议办学校来教育工人，并派遣两名工作人员分赴华南华北。马林请舒米亚茨基明确在中国的工作战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2，第21、22页。）他面临的是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集中起来这项任务。7月9日，马林致信莫斯科，指出：“希望本月底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7，第2页。）
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全权代表尼科尔斯基参与了会议的筹备、经费和会议工作。
不能低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部因素，同时，据已知的和最新披露的史料，也应指出，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首先是才华卓越的组织者吴廷康在这中间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他们把社会主义拥护者们的追求引上建立中国共产党实际工作的轨道，并给予政治、组织和财政上的援助。
[导读]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等机构派遣代表去中国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一大筹备和召开，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其中，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19年6月，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ФИ加蓬提议建立有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他的提议得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支持：1920年春，建立了一个隶属于西伯利亚委员会的局，该局按国别设了几个处和主席团〔有西伯利亚委员会的加蓬、伊尔库茨克华工联合会的刘尧（音）、卓伊（音）、林钦诺和鲍里索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37，第1—2页。）在其存在的很短时间（至1920年7月）里，东方局在伊尔库茨克成功地改组了隶属于伊尔库茨克省党委的俄国共产华员局支部（其东西伯利亚局改为东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一个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0，第4页。）
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也同时下设了一个与东方局类似的外交处，负责对远东各国人民的工作，主任是冈察洛夫，副主任布尔特曼，成员有加蓬。（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1，第8页。）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向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指明，华工联合会和俄国共产华员局归新建的外交处管辖。
莫斯科方面似乎不清楚这些机构已经组建起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1919年8月给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下发了指令，要求他完成下述任务：“唤起远东人民大众求解放的觉悟，支持革命运动，与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共产主义文献加强宣传工作。” ﹝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东亚国家工作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献集），莫斯科1994年版，第36—37页。﹞ 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于1919年9月开始着手此项工作，但据1920年2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他被调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完成外交任务了。
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和西伯利亚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合作总社 全俄中央合作总社，名义上隶属于粮食部，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管理。以及其他机构，分别派遣代表带着各自的任务去中国从事秘密工作。他们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计划。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建立与中国革命分子的联系，也包括变卖珠宝和进行政治侦察。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0，第9页。）
在远东国家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工作，是从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向上海派遣的一批共产党人开始的。他们名义上是全俄中央合作总社理事会的工作人员，以吴廷康（格里戈里耶夫）吴廷康（Г Н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3)，原姓札尔欣，化名有格里戈里耶夫、格里戈里、塔拉索夫等。他为《向导周报》撰文时使用过中文名字魏琴。中文名一般称吴廷康或伍廷康。简称伍同志，或吴、伍、吴先生、伍先生。也有用威金斯基的。国民党史料中用的是胡定康、胡定斯基。他在莫斯科公开使用过中文名字魏金斯基。近些年也有人译为维经斯基。——译者注为首，成员有季托夫、基姆（谢列布里亚科夫）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东方民族部的组织和事务隶属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州局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8页。和翻译杨明斋（施密特）。这期间有10多名俄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工作。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51页。他们担负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务：与中国的激进社会活动家建立定期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
吴廷康一行通过俄国侨民开展工作。有天津大学教授包立威，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出版的法文社会主义报纸《Journal de Pekin》编辑伊文，俄罗斯通讯社北京分社主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报纸《遥远的边陲》编辑E A 霍多洛夫，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团成员А Ф阿加廖夫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8—49页。），汉口的俄国汉学家A N 伊万诺夫。与北京、上海、汉口、广东、南京、天津的革命活动领导人的联系便是借助他们建立起来的。西伯利亚委员会通过全俄中央合作总社提供了一行人的活动经费，北京交给伊万诺夫，天津交给包立威，上海交给Л Г考夫曼。（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9，第80页。）
1920年5月，优秀的政论家和鼓动家，在爱国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声望，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吴廷康的积极参与下，在上海创建了由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除吴廷康外，还有包括李大钊在内的4名中国革命者）。（吴廷康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设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0、51页。）该委员会开展了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它的出版部在上海得到了印刷工人的支持，印制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和资料，同时也带动了一系列报刊，如《上海俄文生活报》、《周报》。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准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1920年11月起在上海组织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杂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革命活动的核心。他们计划围绕所谓“联合出版委员会”把各革命团体聚拢起来，组成一个集中的团体。( 吴廷康致佚名者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7页。 ）
以杨明斋为首的华俄通讯社是情报鼓动处在上海建立的，它设有北京分社，为31种中国报纸提供信息。类似的出版委员会在哈尔滨（北满委员会）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出版促进委员会）都有。革命委员会致力于在大学生中宣传与工人和士兵联络的必要性。
吴廷康提出在中国所有工业城市尽快建立与上海相似的革命委员会，然后将它们集中起来召开各局代表大会，并将其作为首要任务。（吴廷康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1页。）10月，在吴廷康、米诺尔和包立威的参与下，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吴廷康派米诺尔从天津到广东，去帮助1920年成立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吴廷康还帮助创建天津革命委员会（格尔舍维奇）以及汉口（吴廷康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3页。）、武汉和济南的革命委员会。南京、长沙及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在没有俄国共产党人参与的条件下自己成立的。
俄国代表先到了北京，举行了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人会议，讨论了召开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和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东亚国家工作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9页。﹞此会由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主持。随后，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同志”的全体大会，主要组织者是陈独秀。他便成为创建中的共产党支部的书记。吴廷康及其他俄共（布）党员不仅参与了筹备工作（起草议程和决议），而且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参见《中国革命问题》第1卷，莫斯科1927年版，第228页。）
就是这个时候，1920年7月，在伊尔库茨克宣布成立东方民族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52，第53页。），称要把在东方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培养鼓动干部以及鼓动出版活动的工作统一起来。每一个国别处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本地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东方民族部在财务和组织上隶属于西伯利亚委员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7，第3页。）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批准由“三驾马车”主持该部，成员为布尔特曼（主任）、冈察洛夫和加蓬（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16，第48—49页。），9月底增补了俄共（布）远东局书记M N 勃隆施泰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5，第11页。）1920年7月28日，阿勃拉姆松被任命为该部中国处负责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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