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立维相关情况考述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俄国在津侨民鲍立维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史料采集不同、发现时间不一，有关鲍立维的记述不太准确。如鲍立维的身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称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称“鲍立维原是白俄，是同情十月革命的”。许多文章说他住在俄租界，还在北洋大学任教。笔者通过参阅一些资料，将相关情况考述如下：
鲍立维是一位汉学家，1918年下半年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一些文章没有搞清俄租界与特一区的关系，特一区前身为德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7年8月中国政府宣布收回德租界，改为特别行政一区。俄租界后为特三区，是苏联政府交还中国政府后，于1924年8月改设的。有文章称，鲍立维1918年至1924年先后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查阅1925年10月2日《国立北洋大学卅周年纪念册》中的《本校前任职教员录》，里面没有鲍立维任教的记录。
从资料上看，鲍立维来到天津，最初是一位同情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与无政府主义派真社取得联系。真社是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于1919年在天津成立的。1919年11月1日，鲍立维署名“柏夫”在真社的杂志《新生命》创刊号上发表了《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分析了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条件，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成功的基础。鲍立维来华后，在读《新青年》杂志时，关注李大钊与陈独秀文章。他到北大图书馆见到了李大钊。后来李大钊介绍他担任北京大学俄语教员，并帮助编纂《俄华辞典》。许多文章认为，1920年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去天津的路上谈论了建党问题。陈独秀上船后，李大钊到鲍立维家，与姜般若、尉克水、章志、胡维宪等见面，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等问题。
1919年9月，鲍立维介绍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李大钊建立联系。布尔特曼于1920年2月归国，后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负责对远东各国的工作，此后鲍立维成为俄共（布）在天津的联络人。
1920年4月，鲍立维介绍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代表维金斯基（维经斯基），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
在1920年12月21日《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称：“迄今，中国的工作是由个别俄国侨民做的，如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共产党员）……”说明鲍立维后来成为俄共（布）党员。当时有十多名俄共（布）党员在中国工作，并组成上海局、北京局、天津局等。维金斯基在信中谈到“在天津按下述接头地点组织党的工作人员登记：天津伍德罗·威尔逊大街10b号，格尔舍维奇转利沃夫”。伍德罗·威尔逊大街原名凯撒·威廉路（今解放南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租界收回国有，更名特别一区，此路以战胜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命名，该大街10b号应当是鲍立维的住宅。鲍立维在天津还通过在报刊发表文章、赠送书籍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维金斯基来华急需一名英语翻译，于是鲍立维介绍了北洋大学法科学生张太雷。
后来鲍立维还协助张太雷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帮助出版工人报纸《劳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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