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党初期曾经活跃在中共的共产国际代表们 | ||
| 王 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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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中，特别是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一直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曲折的过程无不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切相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指导的正确与错误直接反映在我党发展过程的顺利还是曲折中。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通过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从1920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代表维金斯基起至1932年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止，共产国际曾先后向中国派过多位代表。这些代表的个人风格、品质、能力也对中国革命有着较大影响。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透过历史的烟云，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年那些曾左右中国共产党的航标、引领中国革命航向的共产国际代表们。 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由列宁亲自领导成立，定名为第三国际以区别于第二国际，成立之初有32个国家作为成员国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以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是没有能力派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李汉俊、毛泽东等人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从这时起，共产国际就开始派出代表在中国发现革命领导人并进行宣传指导活动。 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是维金斯基。1920年3月，他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一行到达北京，和他一起到达中国的还有几位苏俄代表，他们是斯托扬诺维奇、马迈耶夫和玻林（斯托扬诺维奇、马迈耶夫和玻林在广州活动，联络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黄凌霜等）。在这之前，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交往甚密的是北大俄文系俄籍教员柏伟烈（一译为鲍立威），他与李大钊关系较好，并向他们提供马克思主义读物，《共产主义ABC》英文本就是由柏伟烈带到北大图书馆来的。 维金斯基来中国之初意在联络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经柏伟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张国焘等人，随后李大钊向其推荐了上海的陈独秀，维金斯基拿着李大钊的信到上海找陈独秀。这时，陈独秀非常欢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对中国革命加以指导，他经常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无中文译本”。他认为“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共产国际能派一位代表作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应当说维金斯基在中国的活动是顺利的，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关系是融洽的，这与维金斯基的个人品格有关。维金斯基从不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对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备加推崇，态度谦逊，充满热情。他来中国后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共产党的创建工作。维金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文章。维金斯基还与孙中山进行会见，这也是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的情况。192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下，维金斯基返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此次在华共计活动了十个月。 接替维金斯基的第二个共产国际代表是马林，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马林的风格和维金斯基截然不同，他一到中国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索要工作报告，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而自傲，陈独秀派李汉俊与马林会谈，但李汉俊因不满马林的作派，二人每每发生争执。陈独秀被选为党的一大书记时，还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一大当选后返回上海专任党的总书记后，马林有两件事引起陈独秀的强烈不满并要求共产国际调回马林，在一个多月内不顾马林的一再要求拒绝与其见面。一是马林不经中共知道私派张太雷（时任马的翻译）去日本联络代表去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大会；另一件事是马林认为中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前一件事陈独秀认为是对中共的轻视和极为不尊重，后一件事陈独秀更是坚决反对，认为有被称为“卢布党”的嫌疑，并且很难使中共今后保持独立的地位。直到1921年9月上旬，陈独秀等五人被捕后，马林四处奔走并交付一大笔保释金，陈独秀才被释放。出狱后，陈独秀首次会晤马林，但在关于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争论，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争论。由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经济状况窘迫，而搞革命是需要很多的职业革命家为其奋斗服务的，基于这一实际情况，陈独秀后来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他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提供经费。 1921年马林经张继介绍认识孙中山以后，其兴趣便主要放在国民党身上。马林感觉当时的共产党太幼小，而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公认领导人，便力劝中国共产党废除关门政策，直接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马林为此东奔西走，既要说服孙中山，同时还要说服共产党人。这一建议遭到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反对，陈独秀反对尤甚。马林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专程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了一个长篇报告，阐述了孙中山的地位影响，国共统一战线的重要，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并作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面对这一决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只有接受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如果进行所谓领导权的斗争，势必会引发国民党的警觉、芥蒂，并导致分裂，这种尴尬局面是很难把握的，即便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牺牲，甚至犯了右倾的错误，而蒋介石还是以共产党人争夺领导权为借口，为排除异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来把党的右倾错误全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甚至共产国际也批判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可以说党内合作这种方式就种下了祸根，与共产国际的策略，马林的指导有着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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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维金斯基再一次来到中国，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维金斯基此次来华，依然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已成现实，维金斯基觉察到中共在国共统一战线中存在的右的倾向，对此作了一些纠正。他提出，中共重点在于自身发展和独立领导工人运动，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应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但当时反革命的势力已十分强大，特别是经历了北京政变、五卅运动，及北方郭松龄倒戈失败和吴佩孚攻占河南之后，维金斯基和陈独秀都错误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因此未能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在1926年7月，由于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竟错误地接受了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为当时的右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3年与维金斯基几乎同时来华的还有一个共产国际驻国民党的代表——鲍罗廷。鲍罗廷帮助孙中山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真正付诸实施。孙中山在世期间，对鲍罗廷非常信任，任命其为国民党顾问。国民党一大后，鲍罗廷帮助从军事上加强了国民党，致电莫斯科要求组成一个由50名军事人员组成的顾问团。鲍罗廷还促进了冯玉祥参加革命。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鲍罗廷参与解决中山舰事件，对蒋介石进行妥协退让，企图使中共和蒋介石和解，而后仍出于这一想法，鲍罗廷和维金斯基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促使中共接受了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但鲍罗廷又试图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并让唐生智用军事力量对蒋进行抑制，引起蒋的恼怒，蒋介石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换鲍罗廷，以维金斯基取而代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与陈独秀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分子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通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廷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罗易为首席代表。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罗易作了发言，认为“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农民革命”，这是符合中国当时情况的，会议通过了罗易的这一意见，并派罗易为特别代表，负责监督这一决议案的贯彻执行。并任命他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这时中国内部反革命势力高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紧急的时刻。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罗易就曾撰文向中国共产党警告过蒋介石有可能叛变，他曾批评过陈独秀的右倾。但罗易也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当时汪精卫是左翼的头号人物，罗易知道汪精卫正加紧勾结国民党右派妄图以共产党人的鲜血换取蒋介石对他的谅解，为了想保持住国民党的左翼联盟，极力拉拢汪精卫，罗易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看，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党关于进行土地革命及建立军队的事宜的，不料汪精卫看后更加强了叛变的决心，找到了反共的口实。这件事迅速促成了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当时已受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此事之后，罗易被调回莫斯科。
1927 年7月15日，共产国际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派罗明那兹到中国接替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的工作，罗明那兹筹备召开了八七会议，从组织上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主张进行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从右到左，在政策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直接导致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但罗明那兹在中国的工作到1928年2月仅半年的时间就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并被调回。批评他比较严厉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米夫于1927年2月至7月曾到中国作了为期半年的考察，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五大，对中国的情况略有了解。1930年12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再一次来到中国的米夫强烈批判了立三路线，极力推荐他的学生王明，并想尽种种办法使得王明占据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地位。1931年8月，米夫回国。
1932年9月共产国际派李德到中国工作。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1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地方，1923年成为德国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成员并与苏联秘密机关联系，后被捕。1928年在德国共产党的营救下逃出，秘密到达苏联，开始在苏联伏龙芝学院学习军事。1932年毕业后受共产国际委托，来中国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9月，李德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了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李德直接参与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坚持正规的防御战，批评红军长期积累起来并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游击战、运动战，诬之为“游击主义”，在军事上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及一切相反意见，成了军委的“太上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李德也成为惟一一个参加红军长征并到达陕北的外国人。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并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批评了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撤销了他的军事顾问职务。1937年李德曾担任中央军事研究委员会编委会主任职务，1939年秋，李德回到苏联。
以上所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共产国际各个阶段派往中国的主要代表，相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身份所不同的是，苏联政府还以公开外交使节的名义往中国派过代表。如1921年，阿道夫·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来华访问，除与当时的北京政府接触外，还与南方的孙中山建立了密切联系，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回国后，接替他的是列夫·米哈依诺维奇·加拉罕，加拉罕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三次加拉罕对华宣言，第一次宣言称：“苏政府将中东铁路……，一切返还与中国，不要分文”；第二次宣言称：“以前俄历届政府所定条约全部无效，在中国所夺去的一切，全部无偿永久归还中国”；第三次宣言称依前两次宣言之精神，作为对华关系原则。越飞与加拉罕虽是以公开的苏俄外交官的名义到中国来的，并且其接触的政府主要是北京政府，但因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与中国的革命人物多有接触，对中国革命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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