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誕生地上海百年系列之壹 |
2020年12月28日 14:15 |
上海 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 上海，坐落在中國東部海岸的中部、萬裏長江入海口的南岸。她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國近現代最早發迹的地方之壹。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罷工聲援“五四運動”，标志着中國工人階級首次登上曆史舞台。 中國共産黨是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産物，上海在中國革命進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産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興業路76号）舉行。中國共産黨在這裏誕生，是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 2021年，中國共産黨将迎來建黨百年。百年榮光，是使命激蕩我們永葆活力。 回望過去，壹個政黨的成長和壹個民族的振興緊密相連。這份偉大事業賦予中國共産黨人的格局與胸襟，遠非那些汲汲于眼前的黨派所能想象。 長征的血戰、抗日的烽煙，開放的探索、改革的攻堅，民族複興的事業每前進壹步，我們黨都要經受壹次洗禮。革故鼎新引領時代，是共産黨人的初心，讓我們這個黨長盛不衰、枝繁葉茂。 從隻有50多名黨員到8900多萬黨員的世界第壹大黨，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當年石庫門點亮民族希望的燈火，已經成爲指引13億中國人民前進征程的偉大燈塔。 維經斯基來華與中國共産黨的初創 ——黨的誕生地上海百年系列之壹 十月革命後，面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幹涉和包圍，面對國内反動勢力嚴重的叛亂危局，爲了新生的蘇俄政權的安全，爲幫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實現民族獨立，推動無産階級世界革命，蘇俄政權加強了對歐洲無産階級革命和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指導和支持。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奉派來華、聯絡中國先進分子、指導創立中國共産黨。 維經斯基曾四度來華，首次來華從1920年4月至1921年2月，時間不短，任務明确，工作成效顯著：不僅推動建立了中共最早的組織，并與中共主要創建人陳獨秀等建立起了深厚友誼。以至此後又有三次奉派來華，是當時來華次數最多的俄共（布）代表。尤其是在國共合作處于困境、大革命處于低潮的危急關頭，維經斯基都以共産國際代表身份奉命來華指導中國共産黨。盡管所持意見瑕瑜互見，但他所獲得的信任是其他國際代表甚至蘇聯顧問難以企及的。 維經斯基小組來華的使命
維經斯基出生于俄國維切布斯克州。因家境貧寒，1913年到美國謀生。在美國，他于1915年加入社會黨，從此涉足政治。十月革命後，他放棄在美國的優厚生活條件于1918年回到祖國，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在蘇俄國内戰争中主要從事地下工作。1919年5月在離中俄邊境不遠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國地名“海參崴”）被高爾察克叛軍逮捕，被流放到庫頁島服苦役，但他成功領導島上政治犯暴動，最終獲得自由。1920年1月回到海參崴繼續從事革命工作，時年27歲。 維經斯基不僅會講俄語，還會英語、德語，具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對于旨在向外輸出布爾什維克革命理想、推動無産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新生的蘇俄政權而言，維經斯基這樣的人才是極爲需要和十分難得的。1920年3月，共産國際第二次大會初步形成了對東方國家政策的總輪廓，提出要在東方國家組建共産主義小組，需要給予指導。 1920年3月，以支援東亞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爲宗旨，與中國、朝鮮、日本的革命組織建立牢固聯系的俄共（布）遠東局成立，維經斯基所在的海參崴迅即成爲蘇俄政權與東亞各國聯系的前哨。1920年4月初，爲與中國革命者建立經常的聯系，在取得共産國際同意後，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事處決定向中國派出壹個以維經斯基爲組長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小組，即維經斯基小組，公開身份是俄國通訊社記者。 維經斯基首次來華的俄方背景有三個方面： 其壹，1919年3月共産國際（又稱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它是世界各國共産黨共同的國際組織，承擔着指導和幫助各國共産黨開展革命鬥争的重要使命。8月，俄共（布）中央下達在東亞展開共産主義工作的指示，威廉斯基•西比裏亞科夫随即攜此指示赴遠東，準備同中、日、朝各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系，在東亞人民中開展共産主義宣傳。不久，“在東方國家逐步建立共産黨”成爲共産國際的明确任務。共産主義運動遂在東亞國家拉開帷幕。 其二，1919年7月25日，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簽署了壹份《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言的“蘇俄第壹次對華宣言”，亦稱“加拉罕宣言”。該宣言明文宣布廢除與日本、中國和協約國所締結的密約，把原沙俄政府掠奪近代中國的壹切不平等權益交還中國人民，廢棄壹切在華特權，并明确宣布放棄對中東鐵路之壹切要求。 “加拉罕宣言”是在蘇俄政權立足未穩之時爲鞏固其國家安全而采取的策略性的、後來并未兌現的政治舉措。但因其不僅是壹項直接關乎中國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利好消息，且發表于中國遭受巴黎和會外交騙局、對西方國家和西方思想倍感失望甚至深惡痛絕之時。所以，當1920年初宣言内容首次在《東方雜志》等國内報刊公開後，立即受到中國先進分子的熱烈歡迎。“北京學生界和文化團體首先表示歡迎，在上海的全國各界聯合會及各派人物也都爲之興奮不已，共同發表了贊許的文件。” 中國先進分子之所以歡欣鼓舞，是因爲“在壹般青年看來，日本和其他列強都在欺侮中國，隻有蘇俄是例外。他們認爲，隻要蘇俄能有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表示，就是值得歡迎的”。他們感到十分振奮，對蘇俄新政權的好感随之産生并日益加深。 其三，1920年2月，紅軍在伊爾庫茨克處死了白匪首領高爾察克，日、英、美等帝國主義幹涉軍随之紛紛撤出西伯利亞。蘇俄新政權在國内戰争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使俄中兩國邊界在關閉多年後得以重新打通，從而使維經斯基壹行直接來華成爲可能。 維經斯基首次來華，遠東局賦予其任務是：在上海建立“共産國際東亞書記處”；與中國、日本、朝鮮的先進分子建立聯系，幫助建立共産黨組織；通過出版刊物、小冊子和印刷傳單等來宣傳馬克思列甯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此外，“向中國介紹蘇俄的遠東政策、遠東共和國情況”“召開壹次全中國的革命代表大會”等。顯然，維經斯基的首次中國之行有雙重任務：既有聯絡中國先進分子推動中國革命，也有他們自己機構的建設任務。 關于維經斯基首次赴華的使命，曆來有不同版本。蘇聯曆史學家K.B.舍維廖夫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史》壹文中寫道：“1920年4月，經共産國際領導的同意，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處的領導人之壹威廉斯基•西比裏亞科夫派遣俄共黨員維經斯基、其妻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等壹行人赴中國。他們的任務是了解中國國内的情況，與中國的進步力量建立聯系，同時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産國際東亞書記處。” 蘇聯學者卡爾圖諾娃、科瓦廖夫在《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問題》中說：派遣維經斯基到中國，“其目的是了解中國形勢，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建立聯系及向俄共﹙布﹚和共産國際領導機關提供有關情報和建議。” 另壹學者施瓦茨的《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的興起》同日本學者波多野乾壹的《中國共産黨曆史》均認爲“列甯給了維經斯基使華三任務：（1）同中國社會主義團體聯系，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産黨和青年團；（2）指導中國工人運動，成立各種公會；（3）物色壹些中國進步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并選擇壹些進步分子到蘇俄遊曆。”波多野乾壹提供的這壹資料未注明出處，所以無法證實。且說三項任務是列甯給維經斯基的，這純屬臆斷。這三項任務，更像是從維經斯基在中國的工作中逐步歸納總結出來的。 基于這些任務，遠東局爲維經斯基使團配備的成員壹共是5人。除維經斯基及妻子庫茲涅佐娃之外，還有兩個重要助手，壹個是畢業于俄羅斯東方學院的季托夫，壹個是著名的朝鮮社會活動家謝列布裏亞科夫。此外還有壹名翻譯，就是旅俄華僑、山東人楊明齋。 卓有成效的工作 據考證，維經斯基首次來華走的是陸路，具體路線是：布拉戈維申斯克-哈巴羅夫斯克-哈爾濱-天津-北京。他在上海的工作情況，除了在中國早期的共産主義者撰寫的回憶錄中有所記載外，我們還可從已解密的，他與東方民族處往來的九份報告及信件中壹窺究竟。這些報告和信件分别收錄在解密檔案《俄共（布）共産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俄羅斯新發現的有關中共建黨文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李玉貞譯）中，這是目前最爲權威的材料。從這些解密文件中，大體可以勾畫出維經斯基在中國工作的壹個輪廓。其在華活動主要有兩大方面。 首先，推動和指導組建中國共産黨。 維經斯基壹行是經李大钊介紹，于1920年4月底或5月初途經北京來到上海的。維經斯基壹到中國，利用俄國僑民和蘇俄相關對外機構與當時中國思想先進且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钊等取得聯系，并幫助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成功建立了各地的共産主義小組。這是目前中共黨史學界比較流行的壹個說法。 另有壹個說法，維經斯基原本就是沖着陳獨秀來華的。據張國焘回憶，楊明齋曾告訴他：根據對五四運動的了解，他們來華的目标就是避居上海的陳獨秀。原計劃是直接來上海找陳獨秀，但因不認識陳獨秀，這才通過在北大任教的俄籍教師鮑立維（又譯柏列威）結識李大钊，再由李大钊介紹他們來上海找陳獨秀。 據當時重要的知情人、中國共産黨北京支部黨員張申府在《中國共産黨建立前後情況的回憶》中披露：“1920年4月，共産國際東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即維經斯基）來華，考察中國革命運動的實際狀況，幫助中國建立共産黨。他來到北京後，經北京大學俄籍教員柏烈偉（鮑立維）介紹，見到了李大钊和我。他與我們就中國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談，特别希望我們建黨。在北大，魏金斯基還召開過幾次座談會。後李大钊又介紹他到上海去見了陳獨秀。” 關于維經斯基在上海的活動，在上海參與會見的李達回憶道：“維經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志、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面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壹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還多，以後就隻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維經斯基交談了。由于多次的交談，壹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況，得到了壹緻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據當年在北京大學接觸過維經斯基的羅章龍回憶：“他确實閱讀了不少有關中國問題的書籍。他曾談到義和團、同盟會人物思想及活動等，又詢問‘五四’運動以來北大學生運動的情況，從《新青年》雜志起旁及北大教員、學生的思想情況。”他還廣泛介紹了十月革命的情況和蘇俄的各項政策以及法令，使參加會議的人士“對十月革命，對蘇維埃制度，對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維經斯基的随員楊明齋通過黨支部會議和組織學習會的形式，對上海發起組成員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提高也作出了貢獻。據上海共産主義小組成員并參與活動的沈雁冰回憶： 陳（獨秀）定居在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裏2号，我們的支部會議地點就在陳獨秀家裏。支部會議每星期壹次，是在晚上8時後開始，直到11時以後。我還依稀記得當時參加漁陽裏2号支部的黨員，有楊明齋、邵力子、陳望道、張國焘，SY（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俞秀松等人，又有共産國際遠東局代表魏庭康（即吳廷康）、維經斯基。 讨論事項大抵是發展黨員、發展工人運動、加強黨員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除了各人自己閱讀外，每星期有壹次學習會，時間是下午，從2時到5時乃至6時。學習會采取壹人講解，大家讨論的形式。擔任講解者，李達和楊明齋。楊明齋山東人，剛從蘇聯（俄國）回來。他們臨時編的講義有三種：馬克思主義淺說，階級鬥争，帝國主義。這都是随編随講，大家筆記。直到三四年後，楊明齋把他當時的草稿改定付印，書名現在記不起來了。 雖然維經斯基初見陳獨秀之時并未立即談到建黨問題，而是要求同上海的社會主義者建立廣泛的聯系，以探讨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但維經斯基很快發現：“中國現在關于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壹，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壹個主流，使思想成爲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壹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于是正式向陳獨秀提出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建議。根據維經斯基的建議，陳獨秀于當年6月在自己的寓所召開了壹次具有曆史意義的重要會議，決定在中國成立共産主義的政黨—社會共産黨。 7月19日，維經斯基主持召開被他稱爲“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堅決主張建立中國共産黨組織；8月，上海共産主義小組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中國大地上第壹次出現了共産黨組織，爲中國共産黨全國組織的建立提供了組織基礎。所以說，維經斯基的到來，推動了陳獨秀的建黨行動，加快了中國共産黨的創建步伐。這是主流。 其次，組建共産國際東亞書記處。 維經斯基的直接領導人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在1920年9月的壹份報告中曾經指出：“今年（指1920年，筆者注）5月，爲領導業已展開的工作，成立了臨時的集體中心機構。其駐地設在上海，取名‘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在華工作得到陳獨秀的幫助集中在三個方面。 壹是區分中國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維經斯基抵滬後，聯系的不僅有陳獨秀，還有其他政治力量，包括無政府主義者，甚至資産階級改良主義者胡适。維經斯基1920年6月在上海給自己的上級寫信匯報工作時自豪地宣布：“現在實際上我們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系。” 其實，不了解中國複雜情況的維經斯基，對所有宣傳過社會主義，從事過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社團，不論其信仰哪壹種社會主義，甚至是無政府主義，都壹視同仁，視之爲“革命小組”，并試圖借助陳獨秀、李大钊的威望将這些社團統壹起來，組建中國共産黨。 但這個想法很幼稚，并不切合中國實際，因而受到陳獨秀的抵制。直到發現這些無政府主義者“都不成樣子，所以找着我們”後，維經斯基才接受陳獨秀的意見，終止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合作，依賴陳獨秀在上海開展建黨工作并給予指導和幫助。 二是成立“共産國際東亞書記處”。該機構設在上海，内設出版部、新聞報道部、組織部，下設中國科、日本科和朝鮮科，是共産國際執委會交給維經斯基此行的重要任務。 在陳獨秀的協助下，中國科的任務明确有“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等四項，客觀上有利于指導中國共産黨的工作。 三是建立起與中國各地革命者的聯系。在上海，陳獨秀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響，不僅幫助維經斯基搭建起在中國宣傳共産主義的平台，還通過自己的關系，使維經斯基與其他壹些地方的知識分子取得了直接和間接的聯系。 1920年6月，維經斯基在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符拉迪沃斯托克處的信中滿意地宣稱：“當地有壹位教授陳獨秀，聲望甚高，影響很大，他正在給各城市的革命者發信，以确定代表會議讨論的議題，以及會議地點和時間。”在其同壹時期的其他信件中也都有類似表述。 陳獨秀的積極協助，讓維經斯基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以至于他在上司面前對陳獨秀贊不絕口，推崇有加，并在陳獨秀離開上海前往廣州時毅然與陳獨秀同往。更重要的是，在後來的中國工作中，當陳獨秀與其他蘇俄顧問或共産國際代表發生矛盾，經常寫信向維經斯基求助時，維經斯基總是奉命來華，竭力幫陳獨秀協調關系、化解矛盾。 解密檔案資料還揭示，維經斯基首次來華，除了上述與各種政治團體、人物的交往及促進中國共産黨的創建，組建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等使命以外，還曾在上海建立了蘇俄在華最早的新聞機構“俄華通訊社”，并開展對中國舊軍隊的策反工作。 1921年初，維經斯基在廣州接到要他回國的密令。1月21日回到上海，2月中旬離開北京回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曆史檔案館解密資料顯示，他回國的主要原因是奉派赴伊爾庫茨克，任職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書記（負責人），并籌備計劃于1921年春召開的遠東國家代表大會，參與制訂俄共（布）中央、共産國際對于中國革命乃至遠東各國的方針政策。職業革命家的職業生涯往往如此。 共産國際遠東書記處在1921年伊爾庫茨克開會時的照片，照片上的成員從左至右依次爲：布卡蒂、達林、斯列帕克、舒米亞茨卡娅、明斯克爾、舒米亞茨基、維經斯基和庫茲涅佐娃。 維經斯基首次來華曆時八個月，順利完成其奉命來華的全部使命。“他在中國工作期間，不僅與中國共産主義者建立起聯系，并且幫助陳獨秀、李大钊等人創建了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共産主義小組”，而且與中國早期共産主義者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友誼，被陳獨秀、李漢俊等認爲“是可以深談的同志”，也是張國焘認爲可以信賴的朋友，他甚至接受了維經斯基的勸說，逐漸轉變了對國共黨内合作方針的意見。 多重因素成就維經斯基 對維經斯基在中共建黨方面所做的貢獻，中共早期的壹些領導人亦有評價。如早期中共小組的成員張國焘曾這樣寫道：“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發生聯絡，協助中國共産黨的組成，并促進其與共産國際的關系，威金斯基（即維經斯基）實爲最初且最有貢獻的壹個人。”維經斯基的首次訪華，不僅幫助中共建立了早期組織，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赴華使命，也爲蘇聯在華設立共産國際的戰略支點立下了功勞。 然而，壹個年僅27歲的俄國小夥子何以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内完成如此重要的使命？ 首先，維經斯基從十月革命的故鄉直接帶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 給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雪中送炭般的思想理論指導，這正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極爲匮乏又極其渴求的。其思想理論貢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壹是宣傳了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的内外方針。從1920年5月至12月，維經斯基在上海與陳獨秀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頻繁接觸，深度交談，宣傳列甯主義、十月革命和蘇俄政府，用蘇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诠釋了馬克思列甯主義。 來自列甯主義和十月革命故鄉的宣傳，爲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展示出無産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實圖景，理所當然受到歡迎，赢得了中國年輕的革命先行者的交口稱贊。 羅章龍說：維經斯基“文質彬彬，學者風範”“談話辯才橫溢，感情奔放，他的說理内容切實新穎動人，壹席話使我們在政治方面的視野與過去顯然不同了，大家憧憬共産主義遠景，更是信心十足，壹往無前。” 二是帶來了大量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據羅章龍回憶，1920年4月維經斯基首次抵達北京時，就向北京的馬克思主義者贈送了大量的馬列主義和蘇俄最新書刊，“還贈送了壹些書籍刊物作爲禮物。V（即維經斯基）行前與我重談了壹次話，主要是有關雙方聯系技術方面的事，把我們的名字通訊處記下來，以便日後經常通訊聯系。我們後來源源不斷地收到外國寄來的外文書刊。”這些外文書刊和資料，撒下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火種，提高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素養，加深了中國工農大衆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認識。 三是解答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關注的問題。據張國焘回憶，維經斯基1921年1月返回海參崴途經北京時，曾向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詳盡介紹了共産國際的起源及成立的經過。還解答了“共産國際與蘇俄政府的關系”及“蘇俄共産黨與共産國際的關系”等實際問題。 他的解答雖然與後來出現的實際情況存在壹定的出入，但卻是正在組建中國共産黨、開展中國革命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迫切需要了解也應該了解的建黨知識，是壹次重要的直接指導，因而維經斯基的介紹得到了“普遍贊許”。 其次，維經斯基爲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必要的活動經費。 維經斯基首次來華，爲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展活動提供了大量的活動經費（大多攜帶珠寶來中國珠寶市場兌換成美元或銀元），爲中國各項革命工作（包括出版雜志、建立工會、辦學校）的順利開展打下了基礎。 維經斯基首次來華，是受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的派遣，因而其活動經費便由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提供。“而東方民族部爲籌措經費，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賣，并不止壹次地托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已知壹次帶去的确切數目爲2000美元。” 維經斯基帶來的工作經費，對于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初創中國共産黨，是實實在在的雪中送炭。當維經斯基1920年12月離開上海前往廣州時，對上海共産主義小組是很大的打擊。 “中國共産主義組織經費壹度支绌，今年（指1921年）1月份後半個月，工作出現停滞。我（指共産國際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不得不采取大膽的辦法，舉借貸款和使用其他手段，這才挽回了局面，報紙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維持下來。” 連《新青年》雜志也因維經斯基走後，經費無着，不得不停刊。《共産黨》月刊也是因經濟來源中斷而停刊數月。所有這些無不顯示出維經斯基首次來華給中共初創工作所提供的重要幫助、做出的實際貢獻。 再次，維經斯基具備豐富的工作經驗和良好的個人素質。 其時奔波于上海和北京之間、在1920年至1927年間與維經斯基有過密切接觸的張國焘在回憶錄中分析：“威金斯基（即維經斯基）所以能與中國共産主義者建立密切的聯系，原因很多。他充滿了青年的熱情，與五四以後的中國新人物氣味相投。他的壹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國人與外國人或黃種人與白種人，使人覺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時對中國情形還不熟悉，也不妄談中國的實際政治問題。他這種謙虛的态度表現在他很推崇陳獨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觸的中國革命人物，總是說他們都是學有專長的。他的這種氣質表示他确是俄國革命後的新式人物，也許這就是他能與陳獨秀先生等相處無間的最大原因。” 基于此，張國焘認爲：“他給我的最初印象不是壹個學者型人物，而是壹個具有煽動能力的黨人。”李維漢回憶并認爲：“我有機會同伍廷康（即維經斯基）接觸過幾次，覺得他還是有問題可以商量的同志。” 俄羅斯著名學者格魯甯也曾對維經斯基的個人品質和素養做過精到的分析：“他有出色的外交能力，能以誠相見，待人友好，善于了解到他人的性格、思想和習慣，這就大大幫助了維經斯基同中國共産主義者之間建立緊密的關系……共産國際使者的深刻的共産主義原則精神和他朝氣蓬勃的熱情，強烈地吸引了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鍛煉出來的壹代中國革命者。中國最高的馬克思主義者從維經斯基身上第壹次看到了‘俄國革命中誕生的新型政治活動家’的形象。” 維經斯基待人謙虛、坦誠、熱情；尊敬和團結中國同志，并與他們建立革命友誼；這種指導而不指示，推動而不包辦，工作經驗豐富，工作方式合理的品質和修養，不僅正合陳獨秀的性格和脾氣，也符合剛剛遭受巴黎和會騙局的陳獨秀等人的心理需求。與随後來華的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剛愎自用、頤指氣使、包辦代替、打小報告等工作作風相比，維經斯基自然而然地受到陳獨秀等中國早期共産主義者的欣賞和歡迎，以至于維經斯基奉命回國後，陳獨秀仍然對他念念不忘，甚至撇開馬林給維經斯基寫信，表達反對馬林提議加入國民黨的主張。後來，陳獨秀還曾直接請求共産國際改派維經斯基代替馬林擔任駐華代表。 中國共産黨不是外來黨 事實上，熟悉中共創建史的學者都認爲，中國先進分子開始醞釀組建共産黨甚至開始行動，很多都與維經斯基無關。他的到來，隻是加快了中國共産黨的創立步伐。 其壹，維經斯基來華前，中國先進分子就開始醞釀組建共産黨。史料顯示，早在維經斯基來華前的1920年初，中國先進分子就開始醞釀組建共産黨了。1920年1月，有人在報刊上發表《勞動團體與政黨》的文章，呼籲“勞動團體應當自己起來組織壹個大政黨”。3月，李大钊同鄧中夏等多次商議後，在北京大學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是李大钊把“對于馬克思派學說研究有興味的和願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聯合起來的初步嘗試。 此外，現有資料還表明，在北京，早在1919年9月李大钊就會見了俄共（布）黨員布爾特曼，次年初又經鮑立維介紹會見了來華的俄共（布）使者霍霍洛夫金，雙方商談了建黨問題。會談後李大钊立即将此事寫信告知在上海的陳獨秀，并征得了陳的同意。 霍霍洛夫金返回伊爾庫茨克後，根據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中國處處長阿勃拉姆松的建議，不久出任中國處書記。東方民族部曾多次打算再派懂中文的霍霍洛夫金作爲特使來華指導創建中國共産黨的工作。 另有解密檔案證實，在上海，留日學生李漢俊在1920年2月與中、韓、俄等國傾向社會主義的人士舉行的壹次會議上，就讨論過在中國成立布爾什維克團體的話題。參與組建中共上海黨組織并成爲其壹員的俞秀松清楚地記得：“1920年春，我們曾想成立共産黨。但在第壹次會議上我們之間未達成壹緻意見。” 其二，維經斯基來華前，中國先進分子中已經有人開啓了組建共産黨的實踐。在這方面現在看到最可靠的材料，是共産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材料中保存的壹份寫于1921年的未署名的俄文檔案《中國共産黨第壹次代表大會》，記載了1920年5月陳獨秀等五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共産黨，應該就是具有共産黨組織雛形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照此推理，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應被看作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的雛形。北京和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組織的大部分成員，後來都成長爲中國共産黨的早期黨員。 事實上，“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并且日益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也就是醞釀、準備到建立中國共産黨的過程。”1920年2月陳獨秀抵達上海後，立即投身于工人中，了解他們的疾苦，并把他們組織起來，“這是中國先進分子籌備建立無産階級政黨的第壹步”。5月1日，《新青年》開設《勞動節紀念号》，組織五壹勞動節紀念大會，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這些都是組建共産黨的實踐。所以說：“1920年春，正當中國先進分子積極籌備建黨的時候……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了解五四運動後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情況和能否建立共産黨組織的問題。”這個結論是合乎實際的。 其三，不知維經斯基來華或來華意圖而獨立思考主張建黨的不乏其人。蔡和森是中國最早提出建立中國共産黨的先進分子。他于1920年8月13日從法國蒙達尼緻信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黨主張：“我以爲先要組織黨—共産黨，因爲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後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 9月16日他再次緻信毛澤東，不僅重申了前信所述要“注重于組織共産黨”，并且對革命目标—未來的共産主義社會和革命方法—無産階級專政等重大問題，都作了大膽的展望和細緻的描繪，組建共産黨的意志十分堅決。 此外，恽代英在武漢利群書社的基礎上搞成壹個政治組織“波社”，即布爾什維克，就是共産黨的意思。在偏遠的四川，吳玉章、楊闇公等也成立了壹個中國青年共産黨，他們後來得知中國共産黨已經建立，有的是個人加入，有的是整個組織參加了中國共産黨。 這些事實雄辯地證明，盡管維經斯基來到上海推動和指導陳獨秀建黨，但在其他地方，已經有壹批并不知情的中國先進分子開始了建黨實踐。建立中國共産黨不是隻依靠外來因素，而是壹批早期中國先進分子自發、共同的要求。 綜上可知，中國共産黨的誕生，蘊含“自發”和“外部”兩個條件，二者密不可分，缺壹不可。壹方面，1920年代的中國社會已經具備了建立無産階級政黨的内部因素，中共的誕生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産物。如果說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也許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輩的影響，但進而組織中國共産黨，則确是由于他自發自覺的挺身向前”；另壹方面，中共的誕生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十月革命後世界無産階級革命的發展趨勢。俄共（布）、蘇俄政府和共産國際的指導和幫助，起到了加速和催化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總之，“中國共産黨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産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甯領導的共産國際幫助下誕生的。” （經《檔案春秋》雜志社授權轉載 徐光壽文圖） 延伸閱讀：維經斯基：默默無聞的共産國際特派員 衆所周知，中國共産黨的成立與總部在莫斯科的共産國際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而共産國際又是壹個非常奇特的組織。它是由蘇維埃政權的靈魂人物——列甯和托洛茨基共同創建的，目的是發動“世界革命”，用托洛茨基的話說：“要在全世界點燃革命的烈火！”雖然托洛茨基後來被斯大林排擠出克裏姆林宮，但俄共（布）仍延續了列甯和托洛茨基設計的共産國際工作路線，進行着“世界革命”的努力。 很長壹段時間裏，共産國際與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的前身）、紅軍總參情報總局（格魯烏）有着密切的聯系，從而使它有着無窮的力量。随着近年來俄羅斯加快共産國際檔案的解密工作，那些塵封的曆史被逐漸揭開，其中壹位名叫格裏戈裏•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的共産國際特派員引起許多中國學者的注意。 用俄羅斯曆史學家亞曆山大•姆列金的話說，維經斯基應是共産國際中最默默無聞的“偉大工作者”，正是這位堅貞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地下工作者見證了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同時也讓此後數十年間中國深受蘇聯的影響。最近，壹份名爲《契卡》的俄羅斯情報分析雜志透露了個中詳情。 國内戰争的地下英雄 維經斯基原名是沃伊京斯基（壹說真實名字應爲“紮爾欣”），1893年生于沙皇俄國統治下的波羅的海名城列維爾（今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由于當小職員的父母很早就加入左翼工人運動，再加上他們家族流淌着猶太血統，爲當時充斥着反猶氛圍的俄國社會所不容，因此在1907年全家移居美國。 貧困迫使維經斯基在小學畢業後就到印刷廠去做排字工，以後靠勤工儉學當上會計，并學會說壹口流利的英語。受家庭的影響，1915年，維經斯基在美國加入社會主義政黨。1917年當聞聽俄國爆發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後，充滿革命激情的維經斯基主動聯系國内的同志，希望參加革命工作。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成功後，急不可待的維經斯基從美國舊金山起程回國，不久抵達俄國遠東重鎮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因爲當時西伯利亞大鐵路已被白衛軍和美日幹涉軍控制，他就地加入俄共（布），參加當地革命鬥争。由于美日幹涉軍用武力搗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蘇維埃政權，維經斯基不得不随紅軍前往更遙遠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1918至1919年間，爲了對抗占據西伯利亞的高爾察克反革命政權，維經斯基受命參加紅軍情報機關，出色地完成地下情報和兵運工作，特别是成功策劃了伊爾庫茨克工兵大起義，切斷了高爾察克白衛軍的退路，爲紅軍最終消滅“蘇維埃最兇惡的敵人”（列甯語）立下汗馬功勞。 戰鬥結束後，維經斯基又被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沒想到因叛徒出賣，被當地的日本占領軍逮捕，被流放到薩哈林島服苦役，直到1920年初才逃回紅軍根據地。 著名國際共運活動家馬克•卡紮甯這樣回憶了維經斯基的爲人：他身材不高，臉上棱角分明，有壹雙明亮的能洞察人心的眼睛，說起話來用詞不多，也不太連貫……但是他卻有着絕非常人能比及的大無畏精神，擁有豐富的革命經驗，辦事幹練，經常帶着武器和文件從敵人的眼皮底下穿過，時刻做好了爲革命犧牲的準備。 “我們曾經聽說過，有壹次維經斯基乘火車前往目的地時，因奸細告密，外國警察闖進他所在的車廂，試圖逮捕這名‘蘇維埃間諜’。維經斯基從車窗看到警察後，立即将包廂的門鎖好，在來不及燒毀密碼本和文件的情況下，将它們全部吞了下去。盡管他被逮捕後在監獄中飽受折磨，但由于沒有證據，最終還是被無罪釋放了。” 在卡紮甯看來，正是由于維經斯基有在敵人後方從事地下工作的經驗，而且通曉英語，這便決定了他今後與中國結緣的命運。 異類的“東方主義者” 1920年，蘇俄爲了在自己與日本占領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建立壹個緩沖地帶，扶持成立遠東共和國政府，并在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成立了“遠東書記處”。後者實際是共産國際的分支，主要負責在包括中國在内的東方國家組建共産黨組織，維經斯基擔任書記處的負責人。 同年4月，根據共産國際的安排，維經斯基以新聞記者的公開身份前往中國，名義上的使命是在中國組建壹家華俄通訊社，秘密任務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産國際遠東支部的可行性”，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和提供翻譯服務的俄籍華人楊明齋，維經斯基也由此“成爲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與中國共産主義者直接聯系的第壹個布爾什維克”。 在北京，經北京大學的兩位俄籍教授鮑立維和伊萬諾夫（中文名“伊文”）的協助，維經斯基首先認識了李大钊，後來又拿着李大钊寫的介紹信赴上海會見了陳獨秀。 李大钊和陳獨秀都是北京大學教授，是中國第壹批共産主義者，他們均表示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共産國際的創建，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發出了爲争取解放和民族獨立而鬥争的号召，引發全世界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潮，而在中國這壹高潮的标志就是1919年洶湧澎湃的五四學生運動。其中最革命的分子從這壹運動的左翼分化出來，打算聯合起來建立共産黨。 維經斯基則強調，在反帝鬥争中，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先決條件成熟了，這時中國共産主義者應該和共産國際建立積極而直接的聯系。維經斯基指出，過去因協約國幹涉和白衛軍叛亂所導緻的天然障礙正随着蘇俄紅軍的勝利東進而逐漸消失，用不了多久，“中國北方邊境線對面将是紅色的海洋，中國共産主義者與共産國際建立聯系就變爲可能。” 陳獨秀還向維經斯基透露：“我同李大钊相約在南北方聯手共建中國共産黨，您的來訪正求之不得。”陳獨秀還向維經斯基提到自己準備出版《共産黨宣言》，但遇到印刷費不足的困難。維經斯基當即決定，從帶來的共産國際秘密經費中抽出壹部分幫助付印。 值得壹提的是，日本情報機關曾注意到維經斯基的行蹤。據1920年4月19日駐上海日本情報機關發給東京的《上海電第38号間諜（俄國軍官）通報》中稱：“有人從其頭領‘塔拉索夫’（維經斯基的化名—作者注）處得到資金，資助當地過激分子開展活動。”從後來的中俄史料看，維經斯基首次來華的主要任務是促進中國共産主義小組的成立，幫助建立上海“革命局”并成爲其中壹員。 1921年4月，維經斯基再次來華，拟參加中國共産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因當時準備工作沒有完成，維經斯基又返回了莫斯科。 在蘇維埃政權和共産國際内部，維經斯基屬于“東方主義者”。因爲當時莫斯科對中國的興趣隻是表面上的，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方，克裏姆林宮首先在西方尋求它所期望的壹切，隻是在不斷遭受挫折的情況下，才對“東方人民”的關注有所增加。 卡紮甯承認，在蘇俄遭受國際封鎖的時期裏，無論是協助成立中國共産黨還是得到當時掌權的中國北洋政府的外交承認的重要性，都無法與英國、德國或法國工人階級起義相提并論，這也使得維經斯基的工作在壹定程度上受到忽視。 1921年7至8月，中國共産黨成立了，接下來的路該怎麽走呢，這讓共産國際也十分爲難。因爲中國隻有微不足道的少量無産階級者，其實根本不具備建立共産黨組織的基礎。由于長期處于封建統治之下，這個以農業爲主的國家裏隻有少數的手工業者和小作坊裏的工人，他們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 隻有數十人的共産黨該何去何從？蘇俄的經驗值得借鑒。在維經斯基等“知華派”的建議下，共産國際開始爲中國共産黨的發展忙碌起來。 在中國共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共産國際代表馬林、維經斯基等人提出實行“黨内合作”模式，即共産黨員、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造成爲各革命階級的聯盟，因爲國民黨是當時中國政治力量中最接近政權的黨派。 維經斯基的态度非常堅決，他這樣說道：“如果不與國民黨合作，共産黨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他曾參與起草了共産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對1924年國民黨“壹大”産生重大影響的《關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的決議》，維經斯基表示，在俄國革命初期，布爾什維克在列甯的領導下，也曾參加過舊工會和資産階級議會，布爾什維克還與資産階級民主派交過朋友，這些經驗都值得效法。最終在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确定了共産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壹戰線的方針。 國民黨壹大閉幕後，孫中山（前排中）同與會代表合影 事實上，關于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壹事，在蘇聯與共産國際内曾引起廣泛争論。有人主張中國共産黨要完全與國民黨斷絕關系，他們認爲共産黨就要獨立自主地完成無産階級革命；還有壹種主張是要讓中國共産黨完全溶入到國民黨之中，也就是要讓中國共産黨不複存在。 在維經斯基等人的堅持下，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被确定，主要目的是在不與國民黨決裂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力量。當時的國民黨是壹個非常龐大的組織，其中包括工人、農民、地主、知識分子和僧侶等，幾乎吸收了所有懷揣強國夢想的進步人士，況且國民黨内也有壹批左翼力量，維經斯基希望将其拉入共産黨中，借以壯大共産黨的力量，其實這也是共産國際的想法。 功敗垂成 在國共第壹次合作期間，蘇聯和共産國際給予這個革命聯盟極大的支持，特别是1925年斯大林主掌蘇聯和國際共運航船後，他将自己在東方的戰略籌碼全部押在中國。因對中國革命知之甚少，所以斯大林相當依賴時任共産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遠東處主任的維經斯基提供決策幫助。 1925年4月22日，維經斯基曾緻信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最近，我在與斯大林長談後得知，他原來以爲共産黨已被國民黨融合，沒有獨立的組織，并遭到國民黨虐待。在對中共的依附地位感到惋惜的同時，斯大林同志認爲，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可避免。我告訴斯大林，中共有自己的組織，比國民黨更嚴密，在國民黨内享有批評權，且國民黨的工作在很大程度要依靠我們的同志。聽到這些，斯大林很是吃驚，他爲證明自己的看法，還提到共産國際駐華代表兼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匯報過來的材料。的确，對于沒有到過中國、不了解那裏情況的人，鮑羅廷的報告相當有分量。” 那壹時期，國民黨内部在孫中山逝世後發生了激烈鬥争，各派系打得不可開交。維經斯基建議斯大林，此刻共産國際應促使中共團結國民黨左派，驅逐代表大資産階級利益的右派，建立壹個“多階級黨”。1925年，維經斯基相繼在共産國際和聯共（布）刊物上公開表達了上述看法。 壹開始，斯大林沒有認可這壹思想，并指出：“在印度和中國，建立那種‘雞尾酒黨’是非常危險的。”然而，包括中國各階級的反帝反軍閥運動蓬勃興起，改變了斯大林的看法，他覺得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奪取全國政權的可能性變大，于是接受了“工農黨”或“人民黨”的概念。 1925年4月，共産國際第五次擴大會議通過對印度共産主義運動工作決議，斯大林在對該決議做批示時，強調“要像中國壹樣，印度應建立起共産黨領導的‘工農團結黨’。” 同年5月18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産大學”舉行校慶，斯大林在師生面前發表講話，再次表達了他對中國第壹次國共合作的重視。根據斯大林的講話精神，共産國際東方部在共産國際第六次大會上首次專門作出《中國問題決議》，突出強調蘇聯和共産國際對國民黨及廣州革命政府的堅定支持。 據俄羅斯解密檔案顯示，上世紀20年代中期，蘇聯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山勞動大學，安排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的許多代表學習深造該校共培養了1000多名中國學生。此外，國際列甯學校、共青團中央學校、“工人運動”專業培訓班、伊爾庫茨克大學分院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國列甯學校等都爲中國革命力量培養了許多人才。 蘇聯還特别注重對革命幹部的軍事素質培養，伏龍芝軍事科學院、軍事政治科學院、托爾馬喬夫-列甯軍事理論學校、高等炮兵學校和“射擊”訓練班等專門爲中國革命力量培訓作戰指揮官。在培訓中國學生的過程中，維經斯基做出較大貢獻，他用實際行動說服了斯大林不要将馬克思理論強加給中國人，至少在當時來說中國人還很難迅速理解這壹理論。 令蘇聯萬分意外的是，1926年3月20日，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右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将中共黨員從廣東革命政府的骨幹武裝——第壹軍中清洗掉。緊接着，5月15日至22日，蔣介石壹夥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抛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對已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提出壹系列限制規定，要求在國民黨中央、省、特别市黨部中擔任執行委員的數額不得超過各黨部委員的三分之壹，共産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公開排擠打壓中共。 這段時間裏，因缺乏政變信息，包括維經斯基在内的蘇聯高層壹時無法辨析真相，維經斯基在4月24日緻陳獨秀的信中建議：“(中共)不要再與國民黨混在壹起。” 4月29日，聯共(布)政治局讨論鮑羅廷發自廣東的消息，聲稱5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将研究參加國民黨的中共黨員的去留問題。維經斯基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讓較知名的共産黨人單獨退出國民黨。他還認爲，在極端情況下，應該完全劃清共産黨員和國民黨員間的界限。 但斯大林不接受這個意見，因爲這将破壞其整個“中國革命路線圖”。照他看來，幾周前共産黨在廣東革命政府中尚擁有顯著地位，怎麽能這麽輕易地放棄“已奪取的陣地”？按照斯大林的邏輯，這無異于向國民黨右派投降。 誰料想沒過多久，斯大林的态度卻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他通過鮑羅廷向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發出退讓的信号，希望中共忍辱負重，不惜代價維護國共統壹戰線，盡快發動打倒北洋軍閥的戰争。 斯大林的意圖是中共應盡量争取時間，發動廣東工農群衆，以牽制蔣介石叛變革命的行爲。然而，中共的讓步卻使蔣介石得寸進尺，廣州國民政府日趨右傾，而中共越來越感到無能爲力。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等人不再對赤化國民黨抱有希望，被迫放棄謹慎進攻的策略，開始轉入臨時退卻。斯大林的決定促使中共向國民黨右派徹底讓步，理由居然是“後退幾步才能跳得遠”。 1926年6月，維經斯基以共産國際遠東局主席的身份最後壹次來到中國，他主要負責處理兩件大事：中共内部受國民黨右派打壓的情況和即将開始的北伐。 按照斯大林的要求，維經斯基改弦更張，主張“從内部反對右派”，要求共産黨員繼續留在國民黨内，“以切實加強自己在群衆中的影響”，同時大力加強國民黨左派，聯手打擊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氣焰。而對于北伐，維經斯基協調了中共與莫斯科的不同立場，陳獨秀那篇著名的《論國民政府之北伐》，就是以維經斯基爲首的遠東局意志的産物。 其後，維經斯基和遠東局蘇聯代表團另兩名成員拉菲斯、福京壹起去當時中國革命的聖地—廣州，進行爲期近壹個月的實地考察，重點是圍繞國民黨右派壹手挑起的“中山艦事件”，随後向莫斯科提交兩份報告。報告分析了“中山艦事件”發生的原因、造成的後果以及共産黨面對此後果所應采取的對策。 約1926年夏，維經斯基在華工作照 北伐戰争發起後，在上海工作的維經斯基遇到極大的阻力，主要是掌握兵權的國民黨右派與中共的矛盾陷入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因此他主動提出離華回國，要求莫斯科派出“壹名有影響的代表到中國來指導整個政策”。這壹請求得到莫斯科的批準，1927年6月，維經斯基起程歸國。 值得壹提的是，從離開中國的那壹刻起，維經斯基便不再看好國共合作的前景，認爲共産黨在國民黨中将起不到任何作用，也根本沒有什麽地位。回到莫斯科後，他建議共産黨與國民黨絕交，另起爐竈，自主奮鬥。 1927年夏秋之際，中國各地連續發生國民黨屠殺共産黨人的反革命政變，作爲反擊，中共舉行了南昌、秋收和廣州三大起義，公開打出自己的旗号，特别是在1927年12月暴發的廣州起義中，駐當地的蘇聯領事館向革命群衆提供了物質支持，結果當國民黨軍隊将起義淹沒在血海時，還把多名蘇聯外交人員槍殺在廣州街頭，中蘇兩國爲此宣布斷交。 蘇聯漢學奠基人 雖然國共統壹戰線崩潰了，但中國共産黨并未失去政治舞台。憑借在工人與農民間的影響和組織工作經驗，中共開始了獨立自主的政治活動，并開始攻占國民黨的政治陣地。同時，中國共産黨與蘇聯的關系壹直沒有中斷。 那麽，在此後這段時間裏，維經斯基又在幹什麽呢？事實上，維經斯基給中國帶來了紅色力量和精神，同時他也将自己的命運與中國緊密地聯系起來，正是在中國工作期間，他在事業上達到頂峰。 更爲重要的是，當1936至1939年間，共産國際的領袖們幾乎在斯大林發起的“大肅反”運動中被整肅掉後，唯獨維經斯基活了下來，這究竟是爲什麽呢？原因在于維經斯基在中國的工作經曆無人匹敵，他與中國共産黨許多高級領袖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其中包括毛澤東。顯然，斯大林想利用維經斯基修複和發展與中共的關系，以彌補當初壹味援助并遷就國民黨的過錯。 自從1927年回到蘇聯後，維經斯基先被派到伊爾庫茨克負責農業生産工作，1930年又來到莫斯科從事科研與教學工作，1935年成爲教授。維經斯基不僅是壹名優秀的黨務工作者和地下戰線英雄，他還是壹名優秀的學者，被譽爲蘇聯漢學的奠基人。同時，他還成功地說服斯大林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當時蘇聯《真理報》曾刊登壹篇斯大林評論中國問題的文章，其中就包含着維經斯基的思想。 莫斯科卡盧日街（後更名爲列甯大街）13号 維經斯基長期居住在莫斯科卡盧日街（後更名爲列甯大街）13号，這是壹幢不錯的房子。1941年蘇聯衛國戰争爆發後，他立即參加民兵組織，這壹年他已經快50歲了。不過，他的戰鬥生涯沒持續多久就被克裏姆林宮召回了。 1953年，維經斯基在手術過程中去世，享年60歲。對于他的去世，斯大林沒有發表任何看法。 （經《檔案春秋》雜志社授權轉載，李佳威、田聿文圖 彩色圖片來自網絡） |
維經斯基（1893-1953），俄羅斯人，蘇聯共産黨員，全名格列高裏•納烏莫維奇•劄爾欣（沃依琴斯基），又譯維經斯基，綽号謝爾蓋、謝廖金，又名查爾金，在中國工作時曾用名吳廷康（亦名伍廷康、胡定康等)，筆名魏琴、衛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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