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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眼看中共︱史沫特莱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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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类人的身份,用日本的方式表示,就是浪人,不是武士. 雇主会变,她自己也有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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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史沫特莱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揭露史沫特莱的秘密生涯。她的著作，包括自传体小说，三本报道中国革命的书，一本传记，一本回忆录，和数百篇的文章。她传奇的一生，她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我研究的核心。在撰写她的传记的几年中，我仍然试图证明她的名誉，因为我相信指责她为苏维埃间谍的指控是不公平的，因为我自己是个革新主义者（progressive）。针对左派的“谩骂”的禁忌经过冷战后仍然保留下来。我最初认为史沫特莱是个不妥协的反抗分子，不受斯大林的阴谋诡计和共产党限制的约束。但是文件并不会撒谎。
1990年初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对外公开，同时还有我自己对秘密行动的研究（Project Mask Decriptions）。共产国际新公开的一套解密资料证明了我过去七年的研究使用的来自德国，美国，苏联，日本，中国的资料。在过去25年中，在欧美亚三大洲，史沫特莱不仅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情报组织工作，而且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她支持印度独立运动的时候, 还受雇为德国帝国政府工作。
……在我自己研究史沫特莱的过程中，我开始承认她确实像日本人，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官员指控她的那样，但是在做出这个痛苦的判断时，我拒绝将道德高位割让给右派。
不像多数别的美国人，他们的生活经得起现存档案资料的严格审查，史沫特莱确实为苏联工作，但是她的活动并不是针对美国的。她是个间谍，但不是叛徒，虽然史沫特莱自己并不在乎这个区别。她做的工作，在她看来，最终超越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来拥抱人类普遍的价值。在她最好的时刻，甚至她最坏的时刻，她都是从慷慨的真实的心态行事，不是因为愤怒，理论，或者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因为对普通人的难以割舍的爱和信任，抵抗围绕她周围的苦难和罪恶的力量并尽自己的力量坚定的，常常是破坏性的推动人类的进步。
而哈佛俄国研究中心编辑的冷战史学术刊物《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上有一篇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Arthur M. Eckstein撰写的评论“Stalinism and Clandestine Agents: The Real Agnes Smedley”http://muse.jhu.edu/login?uri=/journals/journal_of_cold_war_studies/v009/9.4eckstein.html，可惜我无法看到全文，但从摘要看似乎是认可Ruth Price的结论。
Ruth Price, the author of the new biography, initially expected to find that Smedley had indeed been unjustly accused of spying for the Soviet Union. But as Price sifted through newly available materials from Russia and China, she made the disconcerting discovery that Smedley had in fact eagerly served as an agent of influence and spy fo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is case illustrates some of the complexities that arise when assessing why certain Western intellectual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decided to become spies for the Soviet Union.
史沫特莱怂恿毛泽东与吴莉莉干了什么？(图)
史沫特莱（右）与朱德在一起。（网络图片）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的公开身分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工作。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她给予毛泽东以高度评价：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她评价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利地位的卓越领导人。她还与朱德总司令频繁接触，并征得朱德的同意——撰写朱德平生。
崇拜土共 史沫特莱主动向朱德和彭德怀示爱
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19年起她侨居柏林，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1928年年底来华，并将一批国际反战人士介绍到了革命阵营，包括记者斯诺、医生白求恩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等。
史沫特莱对朱德非常崇拜，不让任何外国人采访他，似乎采访朱德是她的专利。得知斯诺夫人海伦采访了朱德后，她对朱德大发雷霆，怪朱德不该将自己的经历讲给海伦听。不过，这些小事并未对史沫特莱造成致命影响。但她与革命领袖间纠葛给她造成的杀伤力却是深远的。
史沫特莱热情似火，常有惊人之举。她在抗战中曾大胆地向朱德和彭德怀示爱，还曾为中共拒绝她加入共产党的申请而痛哭。根据另一位红色记者安娜･斯特朗的回忆，1938年，在孔祥熙举办的一次宴会上，史沫特莱直率地向主人索要支票以支持山西农民游击队，居然成功。
她在性方面的自由开放令人惊骇，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她与她的中国翻译冯达、文人徐志摩以及苏联特工佐尔格的恋情搅得满城风雨。当时在上海的美国作家项美丽在谈起史沫特莱时不客气地说：“她极其耽于肉欲，喜欢饮酒作乐。如果想，她能够和最出色的男人调情……”
公然顶撞宋庆龄 最终两人断绝关系
史沫特莱与革命领袖间纠葛，往往给她造成的杀伤力却是深远的，就是她与宋庆龄之间，最后以断绝关系而结束。
第一次纠葛发生在1936年，史沫特莱与宋庆龄之间。1931年，史沫特莱致信宋庆龄，希望与她讨论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中国负责人）一事。会面后，二人彼此欢愉。不久，史沫特莱兼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同时还当了宋庆龄的保镖，并击退过国民党右翼人士对宋庆龄的袭击。后来史沫特莱对宋庆龄多有顶撞，气得宋庆龄和她断绝了关系，并召开记者座谈会声明史沫特莱从来不是她的秘书。这次争吵的结果是，当红军领袖让宋庆龄推荐一个到红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时，宋庆龄推荐了斯诺，而不是当时名气更大的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怂恿毛泽东与吴莉莉通奸
1937年来到延安时，她竟然和比他先期访问延安的男同胞埃德加･斯诺一样，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男领袖们个个“惧内”，甚至于在精神生活上深受着他们夫人的“禁锢”和“压迫”。
关于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斯诺认为是延安“女干部人数极少，附近的农家妇女在政治上落后于时代，身材和相貌也有欠漂亮，无法成为共产党妇女的竞争对手。女干部们很容易控制她们的丈夫，只要应用自古有效的不同男人睡觉的办法就能做到。”而史沫特莱则认为，那还是婚姻制度造成的。
史沫特莱一贯反对以法律强制维护的婚姻制度，认为“婚姻对所有妇女都是一种压迫制度”。她主张婚姻只能是爱情的自然结合，并且必须以爱情的转移为转移。而共产党虽然废除了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但他们却在实际上坚持着人必须忠于婚姻而不必忠于爱情的原则。这在史沫特莱看来，简直就是本末倒置，它必然要使得已婚的男女失去重新恋爱的权力。史沫特莱深为共产党的男女们，尤其是风度翩翩的男领袖们失去这种权力而感到惋惜，因而她便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说：“如果你们不能从女人的压迫下解放自己，也就多半不能解放中国。”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她竟毅然决定身体力行，以普及交谊舞活动为载体，在延安共产党的领导层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男人”运动，并且直接把毛泽东当作了首要“解放对象”。唆使吴莉莉千方百计引诱毛泽东，支持怂恿毛泽东与吴莉莉“谈恋爱”。
在这场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不久，她曾开心地写信给斯诺说：“我至今尚未能以跳舞腐蚀毛，但是，十有八九不久就能做到。他想要学会跳舞和唱歌，以备万一有机会出国。所以他必须学会最新式的狐步舞……”
史沫特莱的努力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在毛泽东的身上发生了重大作用。她直接导致了毛泽东移情别恋的“吴莉莉事件”，毛泽东爱上了给史沫特莱当翻译的年轻漂亮的知识女性吴莉莉，被贺子珍发现而闹得满城风雨，吴莉莉被赶出延安，并最终导致了毛、贺的离婚和毛、江的结合。
推荐交际舞 引发女红军群起攻之
遗憾的是，这并不能表明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史沫特莱预期的目的。史沫特莱并不只想“解放”毛泽东一个人。然而，还没等到她的“战果”进一步扩大，他就首先遭到了领袖夫人（也是妇女领袖）们的顽强抵抗，群起而攻之。
斯诺曾间接报道说“延安的妇女开始注意男人中间出现了不驯的气氛，就怀疑史沫特莱是主要祸根”，于是她们便开始公开地抵制和谴责她。朱德总司令就曾笑着告诉史沫特莱说，他的夫人不喜欢他单独接受一个女人一次次长时间的采访，因为朱德能讲英语和德语，故史沫特莱可以单独采访他而不用翻译在场。
后来，史沫特莱也似乎感到了某种威胁。她在回忆中写道：“所以我有次拒绝了朱德邀我再教他跳舞的请求。朱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他跳了一次。”
史沫特莱一拳把贺子珍的右眼打肿
更糟糕的是，由于史沫特莱和女翻译吴莉莉（又名吴光伟）的出现，影响到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感情。
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在她们的窑洞里经常接受毛泽东的来访，3人聊得很投机，甚至讨论了爱情的意义是什么。史沫特莱感到，毛泽东的很多问题都是针对吴广慧的。在谈话中，毛和吴经常对诗，吴的聪明令毛十分喜悦，这使贺子珍不安。
当年在延安与毛泽东住隔壁的曾志（陶铸夫人）的回忆证实了当时的情景。她在延安问毛泽东贺子珍为什么要离开他时，毛泽东说：“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一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据《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披露，贺子珍与毛泽东争吵时，挥舞的手划到了吴莉莉的耳朵和脸颊上，史沫特莱出来劝架，并向贺子珍动了手，一拳将贺子珍的右眼打肿了。
另据同期访问延安的斯诺前妻尼姆･韦尔斯说，因为史沫特莱几乎是故意怂恿毛主席去和吴莉莉“谈恋爱”，贺子珍曾扬言要枪毙史沫特莱。不久，吴莉莉、史沫特莱相继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并不想离开，在延安高层的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下命令让她走，理由是她必须去大城市“疗伤治病”。但实际上，史沫特莱给延安带来的麻烦已到必须将她请出延安的地步。1938年9月，史沫特莱离开延安。1941年，她带着一身病痛离开中国，1950年5月6日在英国逝世。晚年她移居英国，病逝于伦敦，终年58岁。
（参考资料：《朱德与史沫特莱》、《名人传记》、《任性史沫特莱被毛泽东请出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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